如题所述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并一一处死，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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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7-06-08
（前202年 - 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短暂的自立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份，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朝代史中。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强汉盛唐”。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编辑本段]汉代
（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汉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极大发展，人口达到5000万。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是汉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使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地方从中原扩展到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他派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绚丽的丝织品经此源源西运。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佛教也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公元105年，官员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发明了造纸术，使人类的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编辑本段]汉代儒学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注1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时［注15］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注16］，诸侯不得专地［注17］，3．诸侯不得专讨［注18］。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注19］，2．大夫不得专执［注20］，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注21］。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短暂的自立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份，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朝代史中。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强汉盛唐”。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编辑本段]汉代
（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汉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极大发展，人口达到5000万。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是汉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使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地方从中原扩展到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他派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绚丽的丝织品经此源源西运。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佛教也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公元105年，官员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发明了造纸术，使人类的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编辑本段]汉代儒学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注1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时［注15］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注16］，诸侯不得专地［注17］，3．诸侯不得专讨［注18］。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注19］，2．大夫不得专执［注20］，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注21］。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