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相当于报纸的印刷品。
另一方面，枪炮的改革与要塞的构筑等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与技术开发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17世纪的欧洲迎来了"科学革命的时代"。虽然称其为科学革命，但是基督教世界观，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一点反而强调这个时代科学的局限。
例如，推广通过实验来验证的方法、被视为"近代化学之父"的约翰·道尔顿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被称为近代物理学的创始人、证明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也热心于炼金术；或者是上文中已介绍过的16世纪末的政治理论家博丹，也同时是恶魔论相关书籍的作者。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确实如此，推动17世纪科学和学问发展的学者们，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唯物论者。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研究可能创造出与基督教对立的认识吧。但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出现可谓欧洲的霸权的局面后，只要意识到学问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搭建的基础极其巨大，那么，不管是否把近世学问的新进展称作"革命"，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正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那样，16世纪到17世纪，以地动说为首的天体运行规律相继被发现，使用望远镜的观测开始进步。超越个别发现与证明的共性事情是建立理论性假设的态度、通过系统性实验对假设确认，以及数学性的逻辑性。不擅长数学的我不能够从专门的数学角度说明这些学问状况，但是，牛顿代表作《原理》（日译名）的完整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点就有象征性。
到了18世纪，对数学的逻辑性、理性的执着更加强烈。这些学问的探究，大多数确实还处于学者们的头脑中，或实验室阶段，因此，除了与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观冲突的以外，大多都没有变成社会性的大话题。对于普通人而言，那些还是一些无关的东西。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学问的发展与实用事物的变化在局部上是同时发生的。
上述要塞的构筑、大炮的制造以及装备大炮的大型舰船的制造等军事相关的实用技术的改良是如此，望远镜的改良及天文观测和航海术的革新、机械钟表制作中精密技术的改良与制作过程的组织化分工等，也都是工学方面学问新发展的例子。
在15世纪，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并不断得到改良。前文已述，活字印刷物的刊行对于新教信仰的普及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是，活字印刷物绝非新教的垄断物。天主教方面也与之对抗，在加强传教、教育的活动过程中，出版了版式或大或小的多种书籍。在通过手抄书籍传播知识的中世纪手抄本时代，书籍大多都很大，一般人得见的可能性很小。
但到了近世，书籍的尺寸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多种样式，明显是以民众为读者群的一整页的印刷物，或者是纸张质量低劣但是价格低廉的薄册子开始销售。知识的传播方式、媒介的形式渐渐地开始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许多相当于后来报纸的印刷品。普通老百姓能够读懂这些印刷品或者书籍吗？这也就是识字率的问题。识字程度自然应该很低。
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可以说明，但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推测，在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能阅读的人似乎最多。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在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当时，很容易想象到。但是，即使在民众阶层当中，通过听识字的人读出来的方式，文字信息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与现代以默读为常识的读书方式相比，那时读书的方式本身也不同。
通过教会的主教和牧师向孩子们提供的宗教教育，民众阶层当中也能接受到某种程度的识字教育。对比日本，这就像寺子屋教育一样。欧洲出现国家确立民众应该掌握的写作、作为前提的语法体系，以及更前提的共同语言也是在近世时期。这一点也是与19世纪相连的重要的社会发展。
国家整体经济的顺利发展、军队指令的统一，或者政治指令贯彻到全国各个地区都是近代国家的要谛，但这些并非从一开始就自动存在。一般情况下，国内各地都有地区性语言，或者是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混居在一起。在近世时期，西班牙和法国作为先导，在王权的指令之下确定并推广本国语言，订立语法体系。17世纪前半期，法国宰相黎塞留创立的公共机构法兰西学术院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机构的任务是统一法语的词汇、语法、写作、发音，并在此基础上编修词典。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这时学术组织化也开始得到加强。各国以皇家科学院或皇家协会为名，将科学和学术研究权威汇集在一起，力图进一步推进各自的研究。比起过去研究者各自独立的研究工作，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术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性。对学术和文化活动的公共投资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开始在近世欧洲出现。虽然与重视专家的局面相距甚远，但是，与学术的距离不断拉近的现象，逐渐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前文已述，在宫廷里兴起华贵社交世界的同时，构成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一点也不乐观。尽管近世欧洲不断扩大与遥远海外的贸易范围，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因此，一旦遇到恶劣气候，产生歉收等现象，就会立刻出现经济收缩与饥馑问题。贵族也好，富裕商人也罢，上层社会的人不仅不会忍饥挨饿，反而时常出现可谓奢侈的消费。
与此相对，百姓却只能勉强生活。不仅是城市当中不断增加的民众，生产粮食的农民也是同样。这些民众阶层的文化是怎样的呢？读写能力相当低下的实际情况已经在上文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认为他们文化程度也低下。认为文字文化比口头文化水平更高，或许是熟悉文字的人的迷信。一般而言，民众的文化是在生活习惯中形成，并通过口头传承延续下来的。因此，这种文化与职业和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地域性特征。
农民生活在农村共同体中，有着继承下来的一年的生活循环，即农业历与基督教历法相互重合形成的生活安排。他们既有送冬迎春的祭祀，也有祈祷收获或者感谢收获的礼仪，与日本和亚洲的农业社会相似，只是各地的作物种类及被赋予的宗教意义不同而已。
不过，欧洲农村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在对咒术等的强烈信仰这一点上，与其他地方有着共同的特征。简而言之，基层文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通性。关于这一点，在稍后的19世纪社会变革部分再做思考。
说到城市民众阶层，首先，可以称为街区共同体的地缘关系构成了生活的基本框架。其次，这时也存在不同职业的共同体。在近世时期，城市虽说是城市，但几乎都很小，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基本上接近，因此这两个共同体也可能重叠在一起。在婚丧嫁娶时，活跃的各个街区、行业团体（confraternity）等的活动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