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看来，中国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剧变，其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中国社会从唐代的“贵族社会”转变为宋代的“平民社会”。
宋人郑樵曾讲：“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然则自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换句话说，
在唐代，一个人的家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宋代，人们则并不在意这些。
这也是“唐宋变革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即中国社会统治精英集团的性质和构成的转变。
自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门阀士族一直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造成了他们的陨落？
谁是真正的士族撕裂者呢？
一、科举制度的瓦解力
唐代科举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旧时的门阀大族所把持
，并未如宋代以后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发挥全部的效用。
宋代印刷业的普及之前，只有富裕及出身大族的人才能接触到手写版书籍。如果一名考生想要取得功名，就得把这些书籍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譬如：晚唐的宰相牛僧孺在隋朝的祖先，曾获得皇恩，得到了长安城南数顷土地以及千卷藏书。这些财富在该家族手中保存了三个世纪。牛僧孺后来也回忆说，这些宝贵的财富在他年轻时的学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况且在士族把持的影响下，科举制常常会对于门阀士族有很大的政策倾斜。如在京兆府解中取得前十名的应试者，会取得“等第”的身份，这往往能确保其在全国性考试的及第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还有“拔解”，即允许住在长安或洛阳的人，完全通过外地州府解送礼部应试。而这一区域，常常是门阀士族们的主要集中居住地。
唐代科举中，人际社交网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荐请关系在科举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很重要。应举之前，考生需将自己的诗文散章呈递给荐举人以及知贡举，希求获得权贵的荐举。时人谓之“温卷”。我们所熟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咖，都曾有过“温卷”的经历。
杜甫未成名时，曾向韦济投送自己的诗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后来韦济当了尚书左丞，杜甫来到长安又向韦济送上自己的新作，以求举荐。诗中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句子，诉说了自己从二十四岁在洛阳应试落选，十三年来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苦闷心情。
诗中还写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科杨雄敌，诗看子健亲。”展示了自己的才学和抱负。这首诗引起了韦济的重视，杜甫终于受到了赏识与举荐。
得到举荐后，
及第的考生会私下以“谢恩”礼拜谢座主，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成功，有赖于和门阀士族的关系。
在唐代，家族声望依然是官员仕途的决定性因素。家族靠着代代积累建立起来的声望，也为裙带关系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恩荫”制度就是很好的例证。所谓恩荫就是指，身居高位者有权为亲党谋得官职。“恩荫”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荣誉，反映了亲党之中有人身居高位。
晚唐沈既济的《枕中记》中，突出描述了门阀士族对进士科的垄断。故事里一位来自河北道南部邯郸地区的一个富家子弟，将其伟大的抱负告诉给了一个道士，后者送给他一个瓷枕。当这位年轻人枕上之后，以另一种人生苏醒。
在这里，他娶了大族清河崔氏家族的女儿，并在妻族的帮助下，于来年进士及第。随后，他长期居官，并操办所有儿子的婚事。其中还包括“天下望族”。直到临死，他才从梦中醒来。虽是南柯一梦，但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唐代科举之全豹。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唐传奇小说中也比比皆是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往往受到世俗门阀观念的影响，在介绍人物出身时，总是不忘注明其门第、出身。如《游仙窟》里的女主人公琼英是崔姓；《莺莺传》里的女主也姓崔，而莺莺的母亲姓郑，是荥阳的郑姓；《柳毅传》中的龙女，后来化身为范阳卢姓女；《霍小玉传》中的李益，遗弃霍小玉，然后和他匹配的女子是范阳卢姓；沈既济《枕中记》中，卢生梦中所娶的女子是清河崔姓。
唐传奇中还有很多描写人间男子与神女的婚恋故事，如《韦安道》《崔书生》《裴航》等，这些人神恋类型的小说也曲折反映了士人婚姻观念的门阀意识。
男主角多是没有门第、没有财富、又没有功名的落魄士人，一切都希望通过和“仙女”即上层社会的女子结婚来获得。尤其是在唐传奇爱情小说中，作者将男女主人公的门第看得相当重要，在作品开头直接点出男女主人公的郡望、来历，以表明其身份之不同，语气中间充满着钦慕，由此可见，门第阀阅观念在民间可谓根深蒂固。
总而言之，门阀士族靠着恩荫特权和科举考试两种形式，都成为当之无愧的受益人，使得他们能够主导官员出身资格，而且一旦他们获得任官身份，也往往比那些努力获得任官资格的局外人，在铨选上更具有优势，任命至更好的职位，使得自己在权力上占优势和永存不朽。
所以，与其说是新兴科举进士集团和传统门阀士族集团的权利斗争导致了后者的陨灭，不如说是
新兴的统治精英在王朝末期，填补了因传统门阀士族的陨灭而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科举制度说，PASS！
二、安史之乱的破坏力
这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本戍守中亚的唐军被召回内地，用以对付叛军，于是西北地区大片领土被吐蕃和回鹘所控制。与此同时，帝国东北的河朔地区也沦为自立的武人藩镇节帅之手。所谓“河朔故事”。
这期间均田制和租庸调赋税制度崩溃瓦解，同时政府松弛了对商业和财产权严格制约，无意间推动了晚唐商业活动的多元化发展
，引发了新型商人和土地精英的出现。同时，藩镇节帅创立的非正式的官吏任命方法，也成为人才流动的新渠道。
毋庸置疑，
安史之乱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转折，具有重要作用。
但他对门阀士族的影响相对较小。这种安史之乱说的观点，严重低估了传统门阀士族在制度和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适应能力。
门阀士族其家族代代仕宦积累起来的荣誉，非常有助于其经历动荡之后依然存续。一旦其核心成员安稳度过改朝换代，并且新秩序接纳了士族的理念，这些家族就能够通过声望保持自己家族的不败地位。中期：战国变法时期使得新旧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加频发，那时候的贵族已经成为了利益集团的附庸，自己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自主权，象征意义也模糊不清了，那时候的贵族阶层已经沦为封建诸侯王的政治工具
晚期：秦始皇统一后，贵族自能自我吹嘘的筹码，军功被寒门所代替，财权被君主集中制度所垄断，土地征用被制度所制约，用人权掌握在中央与地方形成的行政管理之郡县制
综上所述，封建制度没有了生存环境的土壤，贵族也只能停留在先秦的“黄金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