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当代社会思潮的首要特征，可以称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因此，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即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
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日益深刻地消解了这种“绝对确定性”的灵光，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当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从对抗到对话”的多元化和多极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对立到合作”的变革，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代世界的文化模式发生了“从对峙到融合”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所取代；当今人类的思维模式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深刻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
然而，由于“消解”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当代社会思潮的突出特点，又表现为从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由信仰主义转向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构成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的文化危机。
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相适应，当代社会思潮的另一特征可以称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
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已不再是仅凭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划时代发现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指点迷津的“思想伟人”，而只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优秀公民”。
“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以及个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就在当代人的自我意识中愈加强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愈加深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和“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这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特征。
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在教育不发达的状态下，“文化”一向被视为至高无上、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真理”。这种以“灌输真理”为使命的文化可以被称为“精英文化”。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的“三位一体”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初等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众多因素，使文化变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的意义上更加弱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得到最广泛的生产与销售，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媒体得到极为迅速和广泛的传播。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宣泄”的世俗化的统一。实用文化、宣泄文化、神秘文化与陶冶文化、学术文化、科学文化在当代的文化市场同时并存，构成大众文化时代的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文化风景线”。
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
在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标志性问题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为什么它的哲学旗帜上写的是“消解哲学”或“终结哲学”？或者更为准确地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究竟要“消解”和“终结”的是什么样的“哲学”？在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集中地塑造和引导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作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的黑格尔哲学，更是以其“绝对理念”雄心勃勃地向人类显示了“理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力量。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可以被称为“理性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各种流派还是人本主义的各种流派，不约而同地均以讨伐黑格尔哲学为其共同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实现对人类“理性”的反省。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狂妄的理性”，即试图以超越科学理性的哲学理性去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即试图以泛逻辑主义的理性去解释和规范人的存在。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要“消解”哲学，是因为它把“哲学”作为压抑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丰富性的“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根源性”“基础性”“统一性”的代名词，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消解”，重构甚至倒置普遍与个别、现实与根源、必然与偶然、统一与选择、崇高与渺小的关系。反省人类理性，乃至“消解”人类理性的权威性，这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消解哲学”的实质。然而，这场“消解哲学”的哲学运动，却在“消解”各种“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否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动摇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信念。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基调。
当代社会思潮的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现代人的困惑”，即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以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社会思潮，表明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处于深刻的“意义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