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篡改”这个词，指用作伪的手段对经典、理论、政策等进行改动或曲解。用在史料方面的话，其实并不严谨，因为真实的历史，所谓的真相，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被记录的。
历史不是1+1=2的数学公式，记述它的人，是没有办法保证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完全合乎客观实际来表达的。即便是现代社会，用摄像的方式24小时全方位记录某一事件参与者的所有人的活动轨迹，但也无法记录一个人的内心活动.......
所以著史者，大多是在各种文献资料，传闻俚语中一点一点来还原他们心目中的历史真相......为什么要说是他们“心目中”的历史真相呢？
因为历史没有立场，但是编史者有立场，无论是出于政治立场，还是情感倾向，或多或少都会使一个历史事件相对偏移，这种偏移或许是侧重点不同，或者用了春秋笔法，又或者只是选取倾向于自己所需要表达的方面进行放大创作等等......
所以历史从来都是富有争议性的，而围绕历史事件的是人，而人在社会背景、政治立场、个人性格好恶等等方面，在一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动因又是多方面的。一个“杀人”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可能对一个人有截然不同的评议，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呢？
是故，笔者认为，历史没有真相，或者说，历史不是唯一性的，它是动态的，在历史规律下，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在不断的研究和论证的过程中，它能给予我们不同的视野，带来不同的智慧体验。
如果脱离了人，把历史当成公式一样研究，认为历史就是1+1=2的话，那么，你所认为的“真实”的历史，就只是你眼中的历史而已。
说回《明史》，《明史》跟历代所编写的断代史其实差不多，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充分地展示大明朝的治政情况，因为中国人最喜好托古言今，所以利用历史来实现现实的政治需要时很正常的事情。同一历史事件，会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解读方式也不同。
但要说《明史》完全没有研究明史的价值，那就是不懂历史研究的方法了。研究某一个历史事件，都需要将围绕这个事件的大部分文献资料拿出来一一对比，印证，从其中选择出逻辑自洽，最贴近真实的结论，这其实跟破案差不多的道理。
清朝占领白金，尽得明朝国史，包括了各种珍贵的官方文献档案，为了笼络明朝名儒学士，缓和民族矛盾，于康熙17年设博学宏词科招引明代遗臣，授以翰林等职，于康熙18年开始，正式展开修订明史。
应招的人，大多都是明末著名学者，这些人的文笔以及鉴别材料的能力都很强，先后任总裁的徐文元、陈廷敬、张玉书、王鸿绪又都延请著名史学家万斯同于家中，对所编制稿进行订证。要知道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承黄宗羲之学，熟悉明代掌故，谙通实录，很早就致力于明史的研究，并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而万斯同其人，治学严谨，以历朝实录为基本史料，参考档案、奏议、邸报以及野史笔记等，删繁证误，补略缺遗，最后成书五百卷。但是这并不是最终修订出版的《明史》，一般被称之为《明史稿》，于雍正元年以《横云山人集》之名刊行。
那么《明史稿》与《明史》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以这么说，《明史》大多出自《明史稿》，两者一脉相承。但毕竟是两部不同的书，都有自己特有的史料价值，不可彼此替代，而应互相印证。比如，《明史》所收人物比《明史稿》多，并且增加了新的内容，但总的来说列传部分就某一个任务来说没有《明史稿》的材料详尽，丰富。《明史稿》把历史人物的详细经过基本上记载下来，而《明史》文字上却简明扼要，这边遗漏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明史》对于随南明政权抗清的诸汉人之表扬其尽忠的封建道德，而于其抗清的事迹全都不写，关于南明政权，《明史稿》另立《三王传》写起政权情况，《明史》却削了《三王传》，而将三王附见于各始封王之后，是南明的历史掩没几尽。
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大明于东北的归属问题上，《明史》立场暧昧，尽量掩饰清称帝以前的事迹等等。
以上，便是《明史》的最大缺陷。
历史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一门学科，封建王朝修史都是为封建制政权自己服务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明史》也具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就是它所掩盖，或者删改的内容，所用的手法，都能够为明清之际的历史提供旁证，以及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天时是促成统一的条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各少数民族多数聚居于中原地区的边缘，以半年半牧经济为主，并保留原来的部落组织。进入中原后，特别是失去统治民族地位后，与广大汉族及其他失去政权的少数民族分散混居在一起，经济上都是以农为生的平民。
他们逐渐以中原地区的农业卫生，将中原汉族的农业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久而久之，原来的民族语言、风俗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北魏中期推行的均田制，使各族的耕者都能有其田，他们安居乐业，各民族和平共处。而在上层，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语言、服饰、民俗以及胡汉通婚，提倡儒家思想，使汉化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
地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是中原地利环境适合农业生产，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多以放牧或半农半牧为生，这种经济方式与农业相比，劳动生产率低。中原地区不仅适合农业，而且是农业的高产区，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当时最高的地区。
这样，各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从事农业可以过着比原来较舒适的生活。而汉族的文化正是在这里的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少数民族人民在该地与汉民共同生产，融化于汉文化中是地理环境的必然。
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地理形势。我国北方以平原沃野为主，区域分割较差。平原地区是骑兵奔驰、群雄逐鹿之地，有利于统一而不利于分割。而南方平原少且易分割，河川纵横，地区多为盆地、流域。从地势上看，当时的南方利于分割而不利于统一。加之北方人口众多、经济势力强于南方，王朝分裂后，历来都是北方先统一，然后由北南下实现全国的统一。
当时，南北对立，北方的北周已经战胜北齐统一了北方。在南方则是最后一个王朝——陈。北周与陈对峙的上游——四川在北周控制下、中、下游的分界基本上是长江北岸。传统说法中，在南北分裂、对峙时，南方关键要“守江必守淮”，即要守长江必须要先守淮河。
可是，陈朝的首都建康早已全部暴露在对手的可视范围内，加上陈后主荒于酒色，不理政务，可以说南北统一之势已经成熟。
人和方面，可以说统一天行者，应当是认清形势、有智有勇、掌握时机、为领导集团所认可的、苻坚因时机不成熟而兵败身亡，孝文帝因没有照顾好高层部分贵族的利益而引起内乱，从而导致北魏分裂。
隋文帝杨坚是汉族、弘农华阴人、世居武川。其父杨忠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是西魏十二大将之一，隋国公。杨坚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女，女儿是周宣帝皇后。而起身份介于胡汉之间，而且又是皇亲国戚，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
由于周宣帝嗜杀多疑，甚至要杀杨坚。因此“内外恐惧，人不自安”。所以，当时急需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主要是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杨坚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而此时恰好周宣帝不就因病去世，杨坚得以独掌大权，在众臣支持下迅速消除对手叛乱，局势稳定之后，遂以禅让形式取得皇位，建立隋朝。杨坚以其出身、地位和声望，可以说在“人和”上众望所归，搞定了北周内部从建立开始的宇文氏内乱，关陇集团被打压的乱局，使得北周政治环境稳定，得以全力南下，消灭陈朝，统一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