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问题新解

这样看来，岳公不被视作阻碍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已算万幸。不出意外地，这一说法遭到民间及部分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即使向来强调唯一答案的高中课本也对此语焉不详，不了了之。 为解决这一争端，许多学者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有学者将民族英雄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岳飞为汉族抵御外侮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可称为汉族的、狭义的民族英雄，而他的对手金兀术则恰恰相反，是广义上的中华民族英雄。[1]这一说法有力于民族团结，但不免落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以秦侩为例，从汉民族角度出发，他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他堪称民族融合的使者。这一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历史的意义是通过比较凸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将有争议的岳飞与公认的民族英雄关天培作对比，不难发现问题的实质：英国与大清国是完全意义上的两个国家，鸦片战争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满汉两族不论在国内地位如何，毕竟已经被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均对祖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岳飞、文天祥遭遇的争议，则是由于满、蒙、汉等民族今天已经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但在当时却是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互相视对方为外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契丹、女真等民族政权的性质如何？它们与当代中国有着怎样的历史关联？二，“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确切的历史语义是什么，适用范围又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辽、金、西夏、扶余等政权属于中国这一大框架下的民族政权，它们与汉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属于兄弟民族之间的争端，强调的是这些民族政权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沿革。在这一观念下，辽、金等尽管也可称国，但与显然与波斯、大宛等古国并不属于同类。界定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往往是以当代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构成为标准。如金朝主要占据中国北部、东北部，且是当代满族的先祖，因而就被很多学者视为中国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应仅仅因为因疆域的重合，而简单地古代国家与当代中国等同。秦就是秦，汉就是汉，唐就是唐，它们与现代中国有着重合的疆域，但都属于历史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就是当代中国的古代状态。这就像，虽然意大利与古罗马帝国一脉相承，但我们不能把曾经属于罗马帝国庞大版图之内的任何现代国家都视作意大利的一部分。 再说民族问题。固然契丹已经融入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女真也是满族的先祖，但民族间数百年的混居、通婚、融合，使古代民族与现代的民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已经很难再视为同一民族。就世界史来说，古埃及人，与当代的埃及人甚至不属于同一人种，前者是黑种人，后者则是白皮肤的阿拉伯人。现代的汉族历经数千年、多阶段的民族大融合，变化之大从当代中国各地区汉族人的外形差异就能看出来；从女真到满族，也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与其将宋代称作汉人政权，不如说是宋人政权更为合适。 第三是各民族间自称“中国”的问题。的确辽、金都曾自称“中国”，但在古代，“中国”其实是一个美称，有文明中心的意思，是殷商时期侯服制度在文化界的延伸。“中国”一词尽管早已出现，但其意义却并不恒定，正式作为国家简称还要等到民国建立，距今不到一百年。对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辽、金来说，自称中国也是为了表示其文化正统的地位。其实，日本和韩国的古代汉语文献也证明，他们曾自称中国，但我们不可能因此将他们写入中国古代史。 第四是汉化的问题。历来，少数民族的汉化都是被大加赞美的举动，被视作文明进步的标志，各民族政权似乎也因此取得了“中国”的合法性。就金朝来说，从熙宗改行汉制，任用汉族士大夫，再到后来的“天眷官制”，确实是一个充满汉族文化特点的国家。但我们应该注意，国有国界，文化无边。几千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在少数，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将汉字作为官方语言。即使在今天，国人去新加坡依旧不会有任何文化障碍，但不会有人提出将新加坡并入中国。与之类似的还有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同一语言、同一宗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独立地位。 因此，辽、宋、金和西夏等，都应该视作与独立的古代国家，而不是同一国家内的民族政权。辽、金、西夏与宋的关系，是古代的国际关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因此，对于岳飞来说，他所代表的是且仅仅是宋朝先民的利益，将其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应该是不合适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即探讨“民族英雄”这一概念。 从汉语语境来说，“民族英雄”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这一点从与民族英雄相对应的“汉奸”一词就可看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汉奸是“原指民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汉奸”概念的扩大化。同样地，民族英雄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随着国家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的，从最初仅指为汉人政权击退外敌的英雄，到为现代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 那么，从何时起“民族英雄”一词开始具有现代意义呢？笔者认为至早在元代后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才基本形成；完全形成当下的中华民族，则要到抗日战争以后。上古时期的华夏、东夷、西戎诸族，活动范围尚存争议，遑论具体族属；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今日已经不见；甚至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也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莫说现代，即使汉、唐两朝即已区别明显；回族等民族，晚至元代以后方才形成。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虽然秦始皇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一统，大体上确立了当代中国的版图，但不断的战乱、分裂使得各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各民族之间缺少认同感。直至元代，中国历史才开始了长期的统一，历经明、清、民国至今，虽然战乱频仍，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裂。个中原因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可以确定的是，正是近八百年来的统一，使得中华大地各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归属感，这恰恰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抗日战争的残酷，固然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不可否认，共同抵御外敌的八年抗战使得各个民族空前团结，中华民族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 因此，笔者认为，民族英雄的定义，不必从狭义、广义来区分，而应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定，即将民族英雄区分为“古代民族英雄”与“近现代民族英雄”：在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元、明、清之前，民族英雄指为当时某一民族建立的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霍去病、李靖和岳飞就可以算作汉人、唐人与宋人的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古代民族英雄，但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相应地，冒顿单于、阿保机等人也是匈奴与女真当然的英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则是在元代以后，代表中华大地上全体人民利益的历史人物，如戚继光、关天培和张自忠。如果我们用现代意义下的民族英雄来评价古代的人物，无疑会犯“秦琼战关公”的错误，反之同样不合适。 也许有学者认为，否认契丹、女真等民族的中华民族身份，不利于民族团结；将辽、金等政权视作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国家，会使当下的中国统一失去历史合法性，影响中国的统一大业。对此，我们应该明确：第一，契丹、女真乃至更早的戎、狄等民族，虽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但他们都曾生产、活动在这片土地上，为现代中国的建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历史功绩不会被抹杀，各个现代少数民族不会失去祖先的光荣历史，因而也并不影响今天民族平等的大局。何况，即使唐、宋等朝代，由于唐人、宋人与现代汉族人民的差别，这两个朝代的汉人也不能够与现代的汉族人等同。第二，国家的统一并不仅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而是主要看经济的向心力与文化的认同感。中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的归附与离心，主要即与中央政权的强弱相关；唐太宗时期的万国来朝，也全赖唐代巨大的经济辐射力与文化影响力。就世界范围来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上，英伦三岛战事不断，苏格兰与英格兰更是多年的世仇，即使在今天将两地区的人混淆也会被视作无礼行为。但紧密的经济联系、各异其趣却相通的文化，则让这个国家持续统一。与之相对的是前南斯拉夫，如今已经被一分为六甚至七，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与政治、文化的混乱。作为有崛起之志的大国，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看待历史的勇气。[1] 参见赵永春著《金宋关系史》总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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