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 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 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 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 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 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 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 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 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 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 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 治，非一变不为功。
近代 王韬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 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 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 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 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 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 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 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 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 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 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 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 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 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 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 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 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 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 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环日报》）
【作者介绍】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读他的代表作《变法》（1874），仍然感觉到充满了批判性的时代精神。
王韬认为，“变”是历史的要求，自古而然；并认为，当 时的中国师法的对象就是欧洲。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对“西国之所有”既“不顾”亦“不屑”，更自我安慰道：“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可 悲的是，135年后的今天，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强烈的民族主义让国人莫名其妙地自信于传统和文化。
王韬的“变法”论，不是简单的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是 由表及里、由本及末、由内及外、由大及小，移风易俗，无形无觉的“全面变革论”。他对症下药地指出，中国亟需完成以下“四变”：“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王韬的“四变”切中时弊。遗憾的是，此“四变”并未得到 践行。大清国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轰然倒塌。
王韬的“四变”至今仍然是强国富民的正道和根本。其一与现代文官制度有关；其一与军队国家化有关；其一与教育社会化有关；其一与克服法律文牍主义有关。王韬似乎具有自由法系的思想，认为法律制度应该是灵活务实而顺应社会需要的。
作为一位办报人和报刊政论家，王韬并没有谈及言论自由的问题，而直接从制度建设入手。作为现实政治，这无疑是理性的策略。制度建设、“变法”，不过是手段和程序，有了它们，社会自然而然地能够移风易俗，且“转移于不觉”。没有制度的实践，雾里看花的争论其实都是多余的。
【来源：第一哲学】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来源：百度百科】
内容太多，翻译太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