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 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 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 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 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 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 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 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 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 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 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 治,非一变不为功。
近代 王韬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 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 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 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 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 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 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 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 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 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 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 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 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 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 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 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 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 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 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环日报》)
【作者介绍】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读他的代表作《变法》(1874),仍然感觉到充满了批判性的时代精神。
王韬认为,“变”是历史的要求,自古而然;并认为,当 时的中国师法的对象就是欧洲。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对“西国之所有”既“不顾”亦“不屑”,更自我安慰道:“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可 悲的是,135年后的今天,这种抱残守缺的心态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强烈的民族主义让国人莫名其妙地自信于传统和文化。
王韬的“变法”论,不是简单的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是 由表及里、由本及末、由内及外、由大及小,移风易俗,无形无觉的“全面变革论”。他对症下药地指出,中国亟需完成以下“四变”:“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王韬的“四变”切中时弊。遗憾的是,此“四变”并未得到 践行。大清国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轰然倒塌。
王韬的“四变”至今仍然是强国富民的正道和根本。其一与现代文官制度有关;其一与军队国家化有关;其一与教育社会化有关;其一与克服法律文牍主义有关。王韬似乎具有自由法系的思想,认为法律制度应该是灵活务实而顺应社会需要的。
作为一位办报人和报刊政论家,王韬并没有谈及言论自由的问题,而直接从制度建设入手。作为现实政治,这无疑是理性的策略。制度建设、“变法”,不过是手段和程序,有了它们,社会自然而然地能够移风易俗,且“转移于不觉”。没有制度的实践,雾里看花的争论其实都是多余的。
【来源:第一哲学】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角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来源:百度百科】
内容太多,翻译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