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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
孔融
(153-208)
孔融,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陈琳
(? -- 217)
陈琳(? -- 二一七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177-217)
王粲子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171-217)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阮瑀,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应玚(? -- 二一七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称。即唐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因我国明代选家茅坤辑录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因之得名,并由於该选本的广泛流传而名声远播。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曾巩
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所以也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其文章不但震撼唐宋文坛, 而且是后世散文的楷模,炳彪于文学之林。
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丽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度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朝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而李白以诗歌留名于世。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三曹杰”十分敬佩。
曹操 魏武帝 擅长古体诗,胸怀大志,高瞻远瞩
曹丕 魏文帝 建安文人
曹植 陈思王 代表作《洛神赋》《白马篇》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金农、罗聘、李方膺、李鱓、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论,可谓扬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鱓在作品中表现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
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邻近的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益,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江南四大才子
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
祝允明(1460-1526年)是明代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多生一指,又自号枝指生。江苏长洲(苏州)人,出生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与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
文征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停云,别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今苏州)人。“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54岁时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称文待诏。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又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美称,苏州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徐祯卿(1479-1511年),字昌谷,又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苏州)。明代文学家。与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建安七子
孔融
(153-208)
孔融,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陈琳
(? -- 217)
陈琳(? -- 二一七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177-217)
王粲子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171-217)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阮瑀,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应玚(? -- 二一七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称。即唐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因我国明代选家茅坤辑录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因之得名,并由於该选本的广泛流传而名声远播。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曾巩
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所以也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其文章不但震撼唐宋文坛, 而且是后世散文的楷模,炳彪于文学之林。
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丽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度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朝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而李白以诗歌留名于世。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三曹杰”十分敬佩。
曹操 魏武帝 擅长古体诗,胸怀大志,高瞻远瞩
曹丕 魏文帝 建安文人
曹植 陈思王 代表作《洛神赋》《白马篇》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金农、罗聘、李方膺、李鱓、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论,可谓扬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鱓在作品中表现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
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邻近的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益,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江南四大才子
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
祝允明(1460-1526年)是明代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多生一指,又自号枝指生。江苏长洲(苏州)人,出生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与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
文征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停云,别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今苏州)人。“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54岁时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称文待诏。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又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美称,苏州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徐祯卿(1479-1511年),字昌谷,又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苏州)。明代文学家。与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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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10-24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第2个回答 2019-04-05
因为这是一道数学题,因此就必须按以下的思路来分析:三角(三个角)(加上)几何(?个角)共(有)八角(八个角),三角(三角形)三角(有三个角)几何(几何学中的?个角)几何(是?个角)?于是答案就很简单了:(8-3=5)几何有个5个角.
第3个回答 2020-05-10
帮宝适!
第4个回答 2020-03-22
笨!嘘嘘
第5个回答 2019-09-05
撒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