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明时期的伦理思想北宋至明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鼎盛时期,封建伦理思想趋于完备、极端、理论化,其标志是理学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同反理学伦理思想的斗争。这一时期内,某些职业伦理思想(如医学、科技伦理思想等)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宋明时期,历代地主贵族为了维护其剥削统治,整肃封建秩序,在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同时,普遍重视用儒家道德维系人心。宋代统治者尊孔祭孟,强调三纲五常,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南宋理宗时将理学确立为正统思想。元代统治者效法汉族地主贵族,褒扬儒学,把朱熹的著作作为国学的基本教材,选拔考试内容以朱注《四书》、《五经》为主。至明代,程朱理学进一步为最高统治者肯定,三纲被强化,忠君报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出现了自我割股、穴脑、取心、挖肝以救活父母的孝子。女子守寡、殉节的事到处都有。封建道德日趋极端化,其腐朽性得到充分暴露。明代中叶,程朱理学日趋僵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已经无能为力。为了挽救明王朝“沉疴积痿”、“病革临绝”的局面,王守仁继承与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学,把“良知”即封建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倾向,认为理就在心中;道德评价应以“良知”而不能以朱熹乃至孔子的言论为标准;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强调内心修养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的伦理思想是为“破心中贼”,即防止人民群众“犯上作乱”服务的,但是在客观上却触动了孔子和朱熹思想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使人们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其学经过门人钱德洪、王畿、王艮、钱守益、罗洪先等人的继承、发挥,明中叶以后影响很大。后来,王学分化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许多派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王艮之子王襞、王艮门人徐樾,到襞门人李贽、樾门人颜钧、钧门人何心隐时,开始突破王学藩篱。如李贽提出人性自私,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反映了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市民阶层的某些要求。宋明时期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理学伦理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占有统治地位。它有以下特征:第一,宣扬儒家道统论,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居。理学的远祖韩愈编造了一个与佛、道的“法统”相抗衡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道统”,自己以接续盂轲而自命。以后,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标榜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这种用古代“圣学”来宣扬儒家封建道德和批判佛、道出世主义的做法,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容易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为许多人所接受。第二,对封建道德进行了理论加工,使之精致化、系统化、理论化。先秦时期,孔孟偏重道德实践,对道德的基础理论,缺乏细致的分析与严密论证,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孟子提出性善论,并以此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基础,但其整个伦理思想不够严密、系统。汉儒或琐琐于经典的注疏考释,不阐义理,或者以粗俗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神学作牵强比附的证明,缺乏说服力,因而被魏晋玄学和佛学动摇了统治地位。宋明理学则不同。它以义理代替了训诂,以严密的论证代替了粗俗的迷信,把封建道德论与哲学宇宙观结合起来,使三纲五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贯穿到人的内心深处,具有系统的哲学根据与理论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增强了说服力。第三,在坚决排斥佛、道的同时,又吸取了它们的某些因素,用以充实、提高自己。以往思想家排斥佛道之所以没有完全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佛道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宋儒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以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为核心,采用佛道的思辨方法并融合了其禁欲主义成分,从而形成具有一定活力的新儒学。朱熹虽然对佛学有很多批评,但却肯定“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天理论的产生,与吸收佛学“真如佛性”等观念有一定联系。而佛学“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的思想,则启迪程朱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论证封建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适用性。陆王“心即理”的基本命题和仁义道德“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陆九渊集·语录》),同禅宗“明心见性”如出一辙。第四,把道德修养论与哲学认识论融合在一起,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为单纯的内心修持,把掌握人伦物理变为排除主观欲望。理学家们改造了佛学的“常惺惺法”成为“主敬”、“致良知”等修养方法,吸取了佛学蔑视肉体的禁欲主义和由“渐悟”到“顿悟”的观念,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把认识客观世界和提高自己品德的修养过程,归结成由不断地格除物欲到“豁然贯通”天理,即体认封建道德的过程。而陆、王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格心”、“明心”、“正念”。他认为,这种去恶为善的过程,就是把天理一分分存养起来、使人欲一点点减少的过程。如此用力日久,便会超凡入圣。当然,理学家们把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片面归结到道德修养,只是就总体与主要倾向而言。有些场合他们也承认有研究外界事物规律的必要,达到对“众物之表里精粗”之正确认识。第五,道德教育更加广泛深入,形式更为多样化。如制定书院教条,让学生遵守;制定乡规民约,规范城乡百姓的行为;建立贞节牌坊等,表彰道德榜样;把封建道德原则、规范编成通俗读物(如《三字经》、《女儿经》等),使妇孺能诵易记,便于接受。这样,封建道德教育不仅深入到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还深入到各种职业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有一定特色的官吏、军人等职业道德规范。第六,封建道德的功能作用得到全面发挥,出现了大批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不管程朱还是陆王,他们伦理思想的根本纲领,都是“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讲的卑视功利“去人欲”,虽然也包括规劝皇帝自我节制,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在等级名分之外的“非分”享受和要求,但主要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遏制自己正当的物质生活要求,严格遵守封建纲常名教。这种伦理思想具有愚昧、落后和反人道性质。但是其中有些道德规范又具有两重性,因而在一定条件下,起着维护正常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以及维护民族团结,保卫民族独立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斗争中,宋明理学一贯强调的“杀身成仁”、“忠君报国”、“气节”等道德观念起了积极作用。熏陶培育了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他们坚持民族大义忠于故国,宁死不屈,以身殉职,为民族的生存与繁衍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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