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3种基本历史学观，急需！

史学观(两种类型)与历史观之关系
史学观与历史观之关系不同于历史学与历史之关系。因为,史学观与历史观都是一种观念体系,只是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尽管如此,但理性辩证法却使它本身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非理性。所以,非理性史学观也是从理性史学观中产生出来的。只是由于它没有把自身这种理性原则坚持彻底,故而,才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从而以理性的方式产生出非理性的结论。非理性史学观与理性史学观的关系就是这样。
理性史学观和非理性史学观并不直接对应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也就是说,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不能保证绝对产生史学观上的理性主义,同样,史学观上的非理性主义也决不仅仅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必然产物。理性史学观如果尽职尽责的话,它是能够。
使唯心史观具有一种现实的、客观的、批判的创造性活力的。相反,如果非理性史学观占居统治地位,那么,唯物史观也会变成一种教条、机械、僵化的模式,而缺乏任何生动、有力的思想洞察力。换言之,不管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如果把它设定为绝对先验的前提,那么,史学观就是非理性的。相反,如果把历史观(或唯心或唯物)设定为一个有待思想证明和现实检验的平等的理论体系,那么,史学观就是理性的。
这只是就史学观的两种类型与历史观的两种类型之间的一般关系而说的。如果具体地分析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史学观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和模糊的。
首先,从常识上看,历史观早于史学观而产生,正象从经验上看,自然界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一样,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早󰀁却并无任何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不能说,自然界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就必然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历史观早于史学观而产生,就一定能决定史学观的性质。也正象自然观或物质观不能直接决定物理学的观念一样,历史观也不能直接决定史学观。
其次,从对象的区域看,历史观的反思对象是历史,史学观的反思对象是史学。似乎史学󰀁小󰀁于历史,故而史学观的论述范围自然也就没有历史观的大。但也正因为史学观的这种󰀁小󰀁,才更显得它具体和实在。而史学观的这种具体和实在,对于历史学来说则具有首要的意义。它是历史学自律性的根据和见证。所以,史学观对历史学的规范性要大于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强制性。
既然如此,那么,史学观与历史观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这种关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平等性,即史学观与历史观二者具有平等的理论品格,而非具有平等的理论层面。因为史学观属于史学层面的本体论,历史观是哲学层面的本
体论󰀁
。二者的这种区别从形式上看好象后者显得更󰀁高深󰀁一些,就其实质而言,二者的理论品格则并无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区别在于二者的层面、职能不同。这里的层面区分并不意味着思想的深浅和理论价值的大小,而仅仅是一种涉指对象的定位和表述方式的独特。第二,独立性,即史学观独立于历史观(显然,平等性与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平等才可能独立)。也就是说,史学观有自己独立的术语、概念、范畴、方法、结构,史学观能够独立地观察问题和判断问题,史学观能够以独立的方式,去对事物作出合乎理性的评价和认识。第三,逻辑上的同时性,所谓同时性,有两个意思,一,史学观与历史观是同时产生的;二,史学观和历史观同时对历史学发生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时性是一种纯粹逻辑上的规定,而非时间上的和事实上的估计。
史学观与历史观之间的这种辩证互动关系,就昭示着史学观很可能比历史观更容易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发生直接和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观本身并无任何绝对的高下优劣好坏对错之分,所以,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决定某种历史研究一定是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学的作用仅仅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形而上的启示性和导向性。而这种启示性和导向性又不可能永远凌虚蹈空,它一旦具体落实下来,就只能依靠史学观在(相对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而言的)󰀁形而下󰀁的史学层面上来对之加以审查和监护。从史学史上看,许多富有独创性的一流的历史学家,他们著作中最引人注目、最流传不朽的价值往往不是历史观的唯物或唯心,而是史学观的理性或非理性。当我们按照某种历史观的统一模式来评价某一历史学家及其著作时,并进而将这种历史观削足适履地强行纳入唯心史观或唯物史观的二元对立相互封闭的框架里面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作茧自缚、划地为牢。它的结果就是同时破坏了三种东西:既歪曲了唯心史观,又误解了唯物史观,最后还糟蹋了历史学。所以,史学史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把历史观凌驾于史学观之上。历史观一旦高于史学观,它就会压迫史学观。这样,史学观就不再是理性的,而成为非理性。事实证明,非理性史学观比唯心史观更有害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古今中外的伟大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写出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不在于他的历史观如何󰀁科学󰀁,而在于他的史学观如何深刻。这点,在近现代历史学家身上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一些。正因为如此,西方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把理性批判的矛头直指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和观念体系。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史学观对于历史学家的特殊重要性。
历史观在现代史学史上的明显退隐(而不是完全消失。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意味着史学观对历史学本质定向的主导性地位的正式确立。这样,对历史学存在基础和价值形态的思索与提示就没有必要再假手于历史观了,而只需直接依据史学观来进行。与其说每一种历史学都有其相应的史学观,不如说,有一种史学观就一定会有一种相应的历史学。在这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史学观,而不是历史观。是史学观塑造了历史学的特性和品格。史学观是历史学的灵魂。历史学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史学观的内在规定上。新的历史学必然要产生新的史学观,而新的史学观又必定要创造出新的历史学。所以,在现代史学史上,最活跃的角色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不是历史观,而是史学观。史学观撇开一切历史学的外在形式,而更本质地深入到历史学的内部去对之予以理性的批判和奠基。在这种史学观的理性批判活动中,历史观的性质和形态已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反倒是史学观对历史观的解构和对历史学的建构。这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它的结果就是: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强制作用越来越微弱,历史观越来越从属于哲学并越来越明确区别于史学观。所以,创立和反思历史观是哲学家的事,创立和反思史学观是史学家的事。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分野一目了然不容混淆。但这不是说历史学不再需要哲学的思辨,而是说史学观作为史学本体论,已有能力去责无旁贷地将这种纯粹思辨转化成一种更易于为历史学所接受的具体思想形式。
总之,从现代史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历史观与史学观之间那种原始的因果关系已悄然解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和理性的制衡。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