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林语堂莱曾获得比锡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学位，个人认为，其撰写的英文文法书，无人出其右。是目前为止最适合中国人阅读的英语语法书。建议从高三或大一开始阅读。
其自传中说：
“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 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 Passy 的语音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分别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 (Bernhard KarlB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关于 Durerbund 文学书目顾问学会，我认为大有用处。这个学术机构向读者提供忠告，使他知道对某一个专题当读某些书籍。Jagermaan 教授是教我后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讲师。我不能去找他打听相关的参考书目，也不能去问别的学生。后来，在纽约我帮助编了一本供大学生阅读的书，一定销售了一百多万册。一本好的导读类的书，对自己研究的学生就如同锁的钥匙一样。有这样导读的书在手，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对这项专题方面，你等于已经提供他浩繁的材料。这是我对大学生研究一项专题的方法。关于这个，容后再予详论。妻与我一同去上 Max Forester 的英文课。我们俩就犹如兄妹一样。从那时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须衣着整齐，这是她对丈夫的要求，至于我个人，我倒认为无所谓。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营养适当；可她对自己，则自奉甚简，绝不讲究。后来，一个和很出名的音乐批评家离婚的美国女士，是我们的朋友，她对我说：“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她甚为诧异，她于是知道了中国婚姻是与美国婚姻不同的。
我前面曾说过我在清华学校时决心读中文。可是后来却以学校的教授身份来到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中文教授 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读现代中国的报章杂志却有困难。他开了一门泰国文法，班上有四、五个学生。我觉得德国人遇事讲求彻底认真，居然有学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 博士认为他有一位从北京大学来的我这位同事，颇以此为荣，因此对我热诚欢迎。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真是汗牛充栋。我也能够从柏林借到中文书。那时我才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我就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续编》，这都是满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我这才熟悉了诸名家的考证注释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顾炎武。概括言之，整个清朝的学术趋势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汉朝的说经考证，而且对经书是相信今文，反对古文，因此引起中国经典研究上一个轩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来伪经的争论，如《诗经》是根据“毛诗”和《左传》。若是根据西方的语言学来说，认为只有一个版本才正确，是很武断的。在汉初，由秦禁经典之后，一定发掘出来好多版本。国学大师章太炎还是相信经典的古文本为真本。钱穆曾写了一长篇文章，证明喊叫“伪造”经典是不肯细心读汉书的文人的道听途说。这种邪说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启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适之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伪造。康有为可算这种怀疑伪造之最大胆者，他竟说六经皆孔子所伪造，因而写出“新学伪经考”。我深幸还不为之动摇。认为《庄子》的前七篇真为庄子所作，其余各篇疑系伪作，而不说明若非庄子所作，《秋水》、《马蹄》、《肤箧》究系何人所作？证明古书之真正可靠与否，需要更审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语言学的标准。高本汉 (Bernhard Harlgren) 氏的《左传真伪考》是应用现代方法的一例。”
其自传中说：
“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 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 Passy 的语音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分别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 (Bernhard KarlB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关于 Durerbund 文学书目顾问学会，我认为大有用处。这个学术机构向读者提供忠告，使他知道对某一个专题当读某些书籍。Jagermaan 教授是教我后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讲师。我不能去找他打听相关的参考书目，也不能去问别的学生。后来，在纽约我帮助编了一本供大学生阅读的书，一定销售了一百多万册。一本好的导读类的书，对自己研究的学生就如同锁的钥匙一样。有这样导读的书在手，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对这项专题方面，你等于已经提供他浩繁的材料。这是我对大学生研究一项专题的方法。关于这个，容后再予详论。妻与我一同去上 Max Forester 的英文课。我们俩就犹如兄妹一样。从那时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须衣着整齐，这是她对丈夫的要求，至于我个人，我倒认为无所谓。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营养适当；可她对自己，则自奉甚简，绝不讲究。后来，一个和很出名的音乐批评家离婚的美国女士，是我们的朋友，她对我说：“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她甚为诧异，她于是知道了中国婚姻是与美国婚姻不同的。
我前面曾说过我在清华学校时决心读中文。可是后来却以学校的教授身份来到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中文教授 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读现代中国的报章杂志却有困难。他开了一门泰国文法，班上有四、五个学生。我觉得德国人遇事讲求彻底认真，居然有学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 博士认为他有一位从北京大学来的我这位同事，颇以此为荣，因此对我热诚欢迎。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真是汗牛充栋。我也能够从柏林借到中文书。那时我才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我就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续编》，这都是满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我这才熟悉了诸名家的考证注释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顾炎武。概括言之，整个清朝的学术趋势是一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汉朝的说经考证，而且对经书是相信今文，反对古文，因此引起中国经典研究上一个轩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来伪经的争论，如《诗经》是根据“毛诗”和《左传》。若是根据西方的语言学来说，认为只有一个版本才正确，是很武断的。在汉初，由秦禁经典之后，一定发掘出来好多版本。国学大师章太炎还是相信经典的古文本为真本。钱穆曾写了一长篇文章，证明喊叫“伪造”经典是不肯细心读汉书的文人的道听途说。这种邪说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启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适之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伪造。康有为可算这种怀疑伪造之最大胆者，他竟说六经皆孔子所伪造，因而写出“新学伪经考”。我深幸还不为之动摇。认为《庄子》的前七篇真为庄子所作，其余各篇疑系伪作，而不说明若非庄子所作，《秋水》、《马蹄》、《肤箧》究系何人所作？证明古书之真正可靠与否，需要更审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语言学的标准。高本汉 (Bernhard Harlgren) 氏的《左传真伪考》是应用现代方法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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