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升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升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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