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我喜欢汪曾祺的语言。素朴直白,又不失节制和锻打,有韧性,有回甘,“千斤重的橄榄”,大抵如此。用最简单的词句组合,写得富有节奏和韵律,长短配之,风致楚楚,是很见功底的。长久以来,淡和俗是主流的审美趣味,一是“淡然无极,众美从之”,不炫技,不做作;二是口语化,贴着写,明白晓畅少凝滞。同时做到这两点其实是不容易的,像知堂的名士清谈,气象冲和,文词渊雅,淡而不俗;莫言的高密乡音,浓墨重彩,五色绚烂,俗而不淡。当然,以上两种都是好语言,但与之比较,汪曾祺显然在调和的路子上走得更远,读他的书常常是读得“口滑”,要一口气读很多,因为即使忽略情节,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
一
故事性强、汪曾祺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情节迭宕起伏、
章回严谨、法度森严的固有程式,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情节,向心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有意淡化情节,极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一般没有高潮。华丽的语言、云波诡谲的情节、大悲大喜的人物情感,这些在叙事性小说中被抬高到决定小说存亡的关键因素,被汪曾祺轻描淡写地冲决了。他自觉地继承古典笔记体小说的诸多特点,兼纳桐城派、公安派散文的隽永、淡雅的风致,以一种看似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技法,将现实生活的人生片断和社会层面溶入自我心境,简洁朴拙,娓娓动听,追求“无技巧”的艺术至高境界,创作出一流的散文化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
(一)于自然随意中表现“真致”。这里的真致,是指作家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和文中人物溶为一体,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汪曾祺崇尚自然,不事雕琢,十分忌讳主观色彩的渗入。这是他的散文化“小说”与“散文”最大的分野之处。他的作品贴近人“逸者必简”的风致推向了至境。所谓“真致物,用笔间,显真致,把处言自寡耳”,就是说,逸正是由超俗而把握到人生的真致,心胸朗澈,行为高雅,远出俗氛之上,又因为真致以外的东西,
都被淘汰了,真致以下的东西,都如“婴儿之未孩”,尚未发露出来,于是“简贵”,汪曾祺的小说,就常常天然自到,笔间传自然而然就是
神,使人读之忘机,有一股真切的清逸之气,使人读之忘机。
(二)将奇崛的故事平淡处理。散”和“淡”的完美结合———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善于将奇崛的故事平淡处理,以看似散漫、不严谨、不着力的手法,却写出“不同凡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