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面对与清朝发生战争冲突的列强，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采取灵活的手段处理中外之间的关系。在山东，袁世凯采取了理性抗争、灵活处理的态度，他在与德国关于路权、矿权的交涉中尽管为了前途和大局努力讨洋人欢心，也为国家的正当权益据理力争，并在胶东地区设兵布防，努力保境安民。
在山东，对待胶澳租界和烟台租界，袁世凯实行“互保”和“和平”相处政策。对于中德之间的事务纠纷，袁世凯严格按照章约办理，没有章约的，立即签订，如《胶济铁路章程》与《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他在写给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的信中表明的他处理中德关系的原则和方式“本部院与贵大臣议办交涉以来，彼此均以力敦辑睦、永笃邦交为宗旨，处处和衷商办，共事愈久相信愈深。迭次札伤环界附近州县亦均以力教和睦，永笃邦交为易”。此信表明袁世凯为维持局面而德国权益尽心维护。为了避免地方治安恶化和义和拳乱引发中德冲突，他要求租界附近地区由袁世凯负责治安维护，而租界内则由德国负责维护和镇压义和团，对于“肇事”者“不分首从，就地正法”，“以维大局，而靖海疆”以求“互保”。袁世凯认为，如果不对义和团严厉镇压，必将引发外交摩擦，进而干扰中外订约，他约束部属“但能禁约愚民不妄挑衅，彼自无隙可寻”，“彼知我遇匪即擎，即不致从中干预”，他命令地方官员“过遇匪徒，务即实力剿捕”“务将所有拳厂概行查封，若有拳匪概行弩办”。
巡抚山东时，袁世凯的政策总体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赞赏，对袁世凯评价甚高，在军事政策上也投桃报李，采取配合政策，《容庵弟子记》中载“外人倚公若长城，言无不从。”但是在义和团在京攻击使馆，屠杀大使正烈的形势极度紧张的时刻，外国公使也曾一度对袁世凯有过不信任。《清议报》第52册《义和团滋事五志》中有过这样的报道:“六月廿七日上海电云:上海英国代理领事倭连氏函问山东巡抚袁世凯曰，足下屡言北京各国公使无事，何以绝不见各公使有一文书来?袁世凯答以并余亦不知之。自后外人愈不信中国官吏之言矣。”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在当时也是相当难为的，即使力图小心翼翼的去维护列强的友谊和信任，也终于无法左右朝廷的决策，致使和其他官员一样，成为列强心中言不足信的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袁世凯在列强中的亲外声望。
后来袁世凯保护教民，镇压义和团，总体上获得了列强的称赞。1900年8月26日，英国驻芝呆军官卫德曼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评价袁世凯的作用“不过我们仍然认为必须派欧洲兵继续守夜。而我们能始终留在芝呆，这应归功于本省巡抚袁世凯所持的态度，我认为他己尽最大力量指示他所统率的军队阻止外省的义和团侵入山东，并及时评定山东省内所发生的变乱……由于他所管辖的各级州县官按照他的指示而行动，山东省才没有被叛乱和抢劫的风浪所淹没。芝呆道台在领事团的监督下工作也很好”。这是外国军官对当时袁世凯治下烟台地方状况的评价，表达出外国列强对袁世凯作为的赞赏。
袁世凯由于在山东极力剿拳保护教民、维护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并参与东南互保维持中国大局稳定，得到了当时侵华八国联军全权统帅瓦德西的极力赞赏，认为袁世凯“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之人”1901年11月，在李鸿章病逝于北京后，德国才投桃报李，积极宣扬“北洋遗缺非袁抚不可”，为袁是开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造声势。
这些材料说明，袁世凯在庚子战时为了保障山东省境的安宁，避免兵祸，对义和团加紧剿杀，对联军曲意逢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维护列强的信任，得以保境安民。这些都体现出袁世凯的精明强干和善于应变。由于政策适当，袁世凯成功的避免了联军入鲁，其保境安民之功受到上下交赞，被誉为山东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