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官方给杜甫的定性是“爱国主义诗人”。如果我们无条件接受时下对“爱国主义”一词的普遍理解,这样的定性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所谓“爱国主义”,严格讲实在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的概念,杜甫时代的“朝廷”并不等于今天的“国”。倘若唐代的日本占领了朝廷的钓鱼岛,还不足以激发起杜甫这样的诗人太过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杜甫爱的不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国,乃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与核心价值。而体现在其诗歌中的体现,就是对世间不义与苦难的关照、就是与“民瘼”的共情。
对于在不幸、苦难与邪恶的处境中盼望弥赛亚救世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诗人的陪哭带来的安慰是有限的。诗人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邪恶现实,诗人却做不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当邪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邪恶就会自己召唤出一个如同《圣经启示录》中所说骑着红马的从地极跑来的、试图杀灭地上三分之二的人的神秘家伙。在杜甫的时代,这个家伙就是安禄山。(这位不合理现有秩序的破坏者被信仰拜火教的粟特人奉为他们的弥赛亚式的人物)这位粟特人的“弥赛亚”在击打这不义的世界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大的痛苦与不义,深受其害的诗人所做的,就是直面真实,说出了自己对时代的痛苦的感受而已。杜甫与其说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不如说是一位“真实主义”诗人。
对于在不幸、苦难与邪恶的处境中盼望弥赛亚救世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诗人的陪哭带来的安慰是有限的。诗人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邪恶现实,诗人却做不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当邪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邪恶就会自己召唤出一个如同《圣经启示录》中所说骑着红马的从地极跑来的、试图杀灭地上三分之二的人的神秘家伙。在杜甫的时代,这个家伙就是安禄山。(这位不合理现有秩序的破坏者被信仰拜火教的粟特人奉为他们的弥赛亚式的人物)这位粟特人的“弥赛亚”在击打这不义的世界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大的痛苦与不义,深受其害的诗人所做的,就是直面真实,说出了自己对时代的痛苦的感受而已。杜甫与其说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不如说是一位“真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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