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欧的农民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世纪的欧洲乃是一种“领主分封制”。农民（奴）起义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中国的赤眉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式的规模——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领主相对于郡县，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同时，这种反抗在正义性上，也往往大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国郡县制下，小规模的“起义”，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如民国年间，因军阀混战，河南“农民起义”频繁，但多走盗匪路线。大规模的“起义”，如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等，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前，亦更乐衷于“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之类的命题无关，更与“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无关，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郡县制下，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起义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中央军队）；领主分封制下，起义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此外，因“大一统”和“分封制”的区别，起义者与统治机器有效对话的机会也相差甚远。进入近代之后，因国家机器对基层的控制力大增，上述区别其实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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