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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以请射荒田。自太祖、太宗起一直是鼓励百姓垦荒。如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1]。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诏：“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免三年租调，三年外输税十之三”[2]。太祖、太宗关于新垦田减免赋税的许诺并没完全兑现，但鼓励垦荒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收效显著[3]。宋朝政府规定只有客户与下户才可以请射荒田（包括请射修围田）。如真宗咸平二年（999）二月诏：“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税赋。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榜壁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额荒田，俟及五年，官中依前敕于十分内定税二分，永远为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于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后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 [4]。“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诏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充为永业”[5]。“（元丰）六年（1083）九月十一日知琼州刘威信言：朱崖军土脉肥沃，欲乞委本军除旧系黎人地不许请射外，招诱客户请系官旷土，住家耕作，仍立赏格激劝。从之”[6]。从熙宁元年（1068）“知唐州、光禄卿高斌招两河流民及本州客户开垦荒田”而受褒谕[7]，和北宋末年“上等及官户”尚须“借力假土人名籍请射修围（田）”[8]的情况看，当时这项规定基本上被严格执行，尽管也经常出现形势户冒耕荒地的情况[9]。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以请射荒田，这本身就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意。
2、规定官吏不得租种官田。入宋以后，各种官田（包括废屯、户绝田、没官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苇地、荻场、废弃官牧场、圩田等等）多数采取分散出租方式经营。宋初政府规定官吏不得承佃官田。如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诸州职田止得召客户佃莳”[10]。天圣元年（1023）七月重申：“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户）者听”[11]。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壬辰“诏：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税三年。其已前诸逋负亦权住催理三年。如合量行借贷，令提举司相度施行。如官员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请佃及官司给与者，各徒二年”[12]。
为保证官田有人承佃，政府有时也会放宽佃官田的条件，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22载：仁宗天圣三年（1025）“九月，户部郎中知制诰夏竦上言：诸州例多旷土，臣曾询问乡耆，皆称旧日逃田许民挑段请佃，候耕凿稍熟，牛具有力，即于疆畔接续添请，是以人户甚便，官中又得税赋。自有条贯须全户请射，后来例无大段事力之人一起请佃。……欲乞今日已前应系【官】田及系官荒田，经三年以上者，许挑段请射。于所请田元额税加十分之二，更于次年起税纳，仍先许中户等已下户请射，如有余者方许豪势请佃，即不得转将佃卖。州县别作簿书，主簿逐年具数申奏。……从之”[13]。又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1O载：绍兴三年（1133）二月规定：“绍兴三年（1133）二月七日右司员外郎张纲等言：……或有流寓寄居及形势户，自来于法不许承但（佃）官田之人，亦许出租耕佃，务要田土广垦，不致荒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15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十五日吏户部言:荆湖北路见有荒闲田甚多，亦皆膏腴，佃耕者绝少，欲下本路转运司，应干系官等闲田，行下所部州县招诱不以有无拘碍之人，并许踏逐指射请佃，不限顷亩，给先投状之人。自承佃后，与放免租课五年。……从之”[14]。说明，在荒闲田甚多而乏人请佃的地方，亦曾允许形势户请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通常情况下，仍是让客户与下等户租佃官田[15]。所以南宋绍兴以后，仍不断有人援引品官之家不得佃官田的规定，如孝宗乾道三年（1167）“九月七日臣僚言：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盖防权势请托也”[16]，彭龟年《乞寝罢卖田指挥疏》亦言：“在法，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所以优之也；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许，所以防其侵细民求生之路也”[17]。通常情况下不许官户与形势户承佃官田，目的是保护与扶植佃农与自耕农，抑制土地兼并。这一规定在当时基本上被付之实施，虽然官户与上等户也常用“诡名请佃”办法冒佃侵耕，如仁宗天圣五年（1027），杜詹就说陕西沿边屯田、户绝等官田，“自来州县形势乡村有力食禄之家假名占佃，量出租课”[18]，徽宗政和元年（1111）诏书说：“诸路系官田舍，平日多为豪右侵冒，有亏邦计”[19]，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臣僚言：“赡士公田多为形势之户侵占请佃，逐年课利入于私家”[20]，高宗建炎四年（1130）二月三日“知永嘉县霍蠡言本州四县见管户绝、抵当、诸色没官田宅数目不少，并系形势户诡名请佃”[21]，乾道元年（1165）“七月十九日臣僚言：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多系官户形势之家请买、租佃，未立税额”[22]，“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无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23]，淳熙九年（1182）五月，秘书省著作郎袁枢言：“两淮地广人少，豪民所占之数不知其几，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墟”[24]，但这种做法毕竟是非法的，局部的。从总体上看，两宋的多数官田还是出租给三等以下户的。
不迟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先是绝户田，后发展到其他官田，常采用出卖方式加以措置[25]。出卖官田时，元佃户具有优先权，价格上也有一定优惠。宋哲宗元佑（1086～1094）前后开始用“实封投状”方式拍卖官田以后，元佃户在同等条件下仍有优先权。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26]。哲宗元祐六年（1091）七月又规定“监司及当职官员、吏人，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公人，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违者徒二年”[27]。南宋以后，承买官田的条件有所放宽，但仍规定本地当职官吏不得承买官田[28]。限制官户与公人、吏人承买官田，自然亦含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意。
3、规定寺观不得市民田。
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占田一直采取限制政策。这一政策承之于唐朝,并延至元朝。唐田令第30条规定了寺观占田的最高限额：“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第31条规定：“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
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包括规定寺观占田最高限额在内的《唐令·田令》的多数条款自然失效。但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却仍旧行用不替。入宋以后，仍是如此。宋《天圣令·田令》第3条即重申“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29]。及至元代，仍是如此。元人欧阳玄《分宜县学复田记》就谈到：“国家近年田令，民间田宅，僧道不得为邻。不为邻者，不使买民产也。后至元以来，又着僧道买田之禁”[30]。《元典章》卷一九《户部》“卖业寺观不为邻”条亦载：“至元六年三月尚书省来呈：济南路延安院张广金告段孔目将相邻本院田产卖与杨官人为主。照得田例：‘官人百姓不得将奴婢、田宅舍施、典卖与寺观。违者，价钱没官，田宅、奴婢还主。’其张广金虽是地邻，不合批问成交。得此，本部设得，即今别无定例，如准前拟，似为相应。呈奉都堂准呈札付释教总摄所施行”[31]。其中所称引的“田例”，与《唐令·田令》第31条、《天圣令·田令》第3条相比较，只做很小改动。由此可知，宋代自始至终，都有“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的规定。宋人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32]，“元条：僧人不得买田” [33]，“寺观不许典买田宅，法也”[34]，“僧寺毋辄与民质产，令也”[35]，应皆指宋《田令》此条规定。
《唐令·田令》第31条的立意是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宋《田令》沿用“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
宋代的这条《田令》的执行状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宋代碑刻、方志、文集等资料看，宋代寺观市买民田的事例应很普遍[36]。寺观市买民田，或接受官民施舍田宅，往往勒石为记，说明寺观的此种行为并无忌惮，同时也说明，宋《田令》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并未都得到切实执行。
但这不等于说，宋代有关寺观市民田的禁令，完全是一纸空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二，天圣二年（1024）七月庚子条载：“初：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徳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相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既而，寺观稍益市田矣。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有老僧言，后当极贵。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又载：明道二年（1033）八月七日“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上御药杨怀德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按旧例：僧寺不得市民田。请下本军还所市田，收其直入官’。从之”。这两次寺院的市田虽然都是出于朝旨，但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所属路分转运使和殿中侍御史都仍引《田令》加以抵制。前者因事出特殊，皇帝亲自干预，最终未能抵制住。后者则被抵制住，致使僧寺不得不退还所买田土。
南宋绍兴年间，仍不断有人据此禁令处置寺观田产，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就有臣僚建议将无敕额寺观所置田产屋宇拨充赡学支用[37]。绍兴二十二年（1152），朝廷派司农丞钟世明到福建措置寺观财产。“将寺观田产除二税、常住岁用等外，每岁趱剩钱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六贯八百四十五文，起发赴左藏库”[38]。钟世明的办法虽然不是没收寺院多占的土地，但其实际效果已接近于剥夺寺观多余土地。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十五日，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叶义问言：欲望将今日以后应拘没到僧道置产及寺观绝产并行措置，召人实封投状增钱承买，起理二税。从之”[39]。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二十八日，知温州黄仁荣言：因经界出僧道违法田产，即合照应见行条法，拘没入官。欲乞将上件拘没田产，尽行召人实封投状出卖，给与价高之人。仍旧令投纳牙契，供输税苗，公私两便。如内有卖未售之田，合行权给租课，亦乞先给见租种人，纽租送纳。于是户部言：已降指挥，似此田产，已拨充养士，令欲依所乞施行。内契税钱与免纳。从之”[40]。
上述资料又都说明，宋《田令》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虽然总体上讲未严格执行，但对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仍起到一定作用。
2、规定官吏不得租种官田。入宋以后，各种官田（包括废屯、户绝田、没官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苇地、荻场、废弃官牧场、圩田等等）多数采取分散出租方式经营。宋初政府规定官吏不得承佃官田。如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诸州职田止得召客户佃莳”[10]。天圣元年（1023）七月重申：“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户）者听”[11]。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壬辰“诏：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税三年。其已前诸逋负亦权住催理三年。如合量行借贷，令提举司相度施行。如官员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请佃及官司给与者，各徒二年”[12]。
为保证官田有人承佃，政府有时也会放宽佃官田的条件，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22载：仁宗天圣三年（1025）“九月，户部郎中知制诰夏竦上言：诸州例多旷土，臣曾询问乡耆，皆称旧日逃田许民挑段请佃，候耕凿稍熟，牛具有力，即于疆畔接续添请，是以人户甚便，官中又得税赋。自有条贯须全户请射，后来例无大段事力之人一起请佃。……欲乞今日已前应系【官】田及系官荒田，经三年以上者，许挑段请射。于所请田元额税加十分之二，更于次年起税纳，仍先许中户等已下户请射，如有余者方许豪势请佃，即不得转将佃卖。州县别作簿书，主簿逐年具数申奏。……从之”[13]。又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1O载：绍兴三年（1133）二月规定：“绍兴三年（1133）二月七日右司员外郎张纲等言：……或有流寓寄居及形势户，自来于法不许承但（佃）官田之人，亦许出租耕佃，务要田土广垦，不致荒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15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十五日吏户部言:荆湖北路见有荒闲田甚多，亦皆膏腴，佃耕者绝少，欲下本路转运司，应干系官等闲田，行下所部州县招诱不以有无拘碍之人，并许踏逐指射请佃，不限顷亩，给先投状之人。自承佃后，与放免租课五年。……从之”[14]。说明，在荒闲田甚多而乏人请佃的地方，亦曾允许形势户请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通常情况下，仍是让客户与下等户租佃官田[15]。所以南宋绍兴以后，仍不断有人援引品官之家不得佃官田的规定，如孝宗乾道三年（1167）“九月七日臣僚言：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盖防权势请托也”[16]，彭龟年《乞寝罢卖田指挥疏》亦言：“在法，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所以优之也；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许，所以防其侵细民求生之路也”[17]。通常情况下不许官户与形势户承佃官田，目的是保护与扶植佃农与自耕农，抑制土地兼并。这一规定在当时基本上被付之实施，虽然官户与上等户也常用“诡名请佃”办法冒佃侵耕，如仁宗天圣五年（1027），杜詹就说陕西沿边屯田、户绝等官田，“自来州县形势乡村有力食禄之家假名占佃，量出租课”[18]，徽宗政和元年（1111）诏书说：“诸路系官田舍，平日多为豪右侵冒，有亏邦计”[19]，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臣僚言：“赡士公田多为形势之户侵占请佃，逐年课利入于私家”[20]，高宗建炎四年（1130）二月三日“知永嘉县霍蠡言本州四县见管户绝、抵当、诸色没官田宅数目不少，并系形势户诡名请佃”[21]，乾道元年（1165）“七月十九日臣僚言：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多系官户形势之家请买、租佃，未立税额”[22]，“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无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23]，淳熙九年（1182）五月，秘书省著作郎袁枢言：“两淮地广人少，豪民所占之数不知其几，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墟”[24]，但这种做法毕竟是非法的，局部的。从总体上看，两宋的多数官田还是出租给三等以下户的。
不迟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先是绝户田，后发展到其他官田，常采用出卖方式加以措置[25]。出卖官田时，元佃户具有优先权，价格上也有一定优惠。宋哲宗元佑（1086～1094）前后开始用“实封投状”方式拍卖官田以后，元佃户在同等条件下仍有优先权。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26]。哲宗元祐六年（1091）七月又规定“监司及当职官员、吏人，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公人，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违者徒二年”[27]。南宋以后，承买官田的条件有所放宽，但仍规定本地当职官吏不得承买官田[28]。限制官户与公人、吏人承买官田，自然亦含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意。
3、规定寺观不得市民田。
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占田一直采取限制政策。这一政策承之于唐朝,并延至元朝。唐田令第30条规定了寺观占田的最高限额：“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第31条规定：“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
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包括规定寺观占田最高限额在内的《唐令·田令》的多数条款自然失效。但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却仍旧行用不替。入宋以后，仍是如此。宋《天圣令·田令》第3条即重申“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29]。及至元代，仍是如此。元人欧阳玄《分宜县学复田记》就谈到：“国家近年田令，民间田宅，僧道不得为邻。不为邻者，不使买民产也。后至元以来，又着僧道买田之禁”[30]。《元典章》卷一九《户部》“卖业寺观不为邻”条亦载：“至元六年三月尚书省来呈：济南路延安院张广金告段孔目将相邻本院田产卖与杨官人为主。照得田例：‘官人百姓不得将奴婢、田宅舍施、典卖与寺观。违者，价钱没官，田宅、奴婢还主。’其张广金虽是地邻，不合批问成交。得此，本部设得，即今别无定例，如准前拟，似为相应。呈奉都堂准呈札付释教总摄所施行”[31]。其中所称引的“田例”，与《唐令·田令》第31条、《天圣令·田令》第3条相比较，只做很小改动。由此可知，宋代自始至终，都有“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的规定。宋人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32]，“元条：僧人不得买田” [33]，“寺观不许典买田宅，法也”[34]，“僧寺毋辄与民质产，令也”[35]，应皆指宋《田令》此条规定。
《唐令·田令》第31条的立意是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宋《田令》沿用“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
宋代的这条《田令》的执行状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宋代碑刻、方志、文集等资料看，宋代寺观市买民田的事例应很普遍[36]。寺观市买民田，或接受官民施舍田宅，往往勒石为记，说明寺观的此种行为并无忌惮，同时也说明，宋《田令》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并未都得到切实执行。
但这不等于说，宋代有关寺观市民田的禁令，完全是一纸空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二，天圣二年（1024）七月庚子条载：“初：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徳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相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既而，寺观稍益市田矣。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有老僧言，后当极贵。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又载：明道二年（1033）八月七日“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上御药杨怀德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按旧例：僧寺不得市民田。请下本军还所市田，收其直入官’。从之”。这两次寺院的市田虽然都是出于朝旨，但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所属路分转运使和殿中侍御史都仍引《田令》加以抵制。前者因事出特殊，皇帝亲自干预，最终未能抵制住。后者则被抵制住，致使僧寺不得不退还所买田土。
南宋绍兴年间，仍不断有人据此禁令处置寺观田产，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就有臣僚建议将无敕额寺观所置田产屋宇拨充赡学支用[37]。绍兴二十二年（1152），朝廷派司农丞钟世明到福建措置寺观财产。“将寺观田产除二税、常住岁用等外，每岁趱剩钱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六贯八百四十五文，起发赴左藏库”[38]。钟世明的办法虽然不是没收寺院多占的土地，但其实际效果已接近于剥夺寺观多余土地。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十五日，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叶义问言：欲望将今日以后应拘没到僧道置产及寺观绝产并行措置，召人实封投状增钱承买，起理二税。从之”[39]。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二十八日，知温州黄仁荣言：因经界出僧道违法田产，即合照应见行条法，拘没入官。欲乞将上件拘没田产，尽行召人实封投状出卖，给与价高之人。仍旧令投纳牙契，供输税苗，公私两便。如内有卖未售之田，合行权给租课，亦乞先给见租种人，纽租送纳。于是户部言：已降指挥，似此田产，已拨充养士，令欲依所乞施行。内契税钱与免纳。从之”[40]。
上述资料又都说明，宋《田令》关于“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的规定，虽然总体上讲未严格执行，但对抑制寺观的土地兼并仍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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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5-04
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概念体系,"田制不立"说由中唐"均田制"崩溃说延续而来,意即到宋代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但是,《宋史》所云"田制不立"的原文在《宋会要》中全文收录,系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隐前提。从学术逻辑体系及史料考订等方面综合分析,"田制不立"即"限田"不立,是关于"均役"的行政事务举措,不是在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存在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