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的司法公正的定位和取向

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
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有两层含义：第一，司法公正应该是对社会成员整体的公正，还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公正。第二，司法公正应该是在司法活动整体意义上的公正，即普遍公正，还是在司法活动个体意义上的公正，即个案公正。在选择或者趋向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的时候，人们实际上表达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2015年4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涵盖的84项改革任务中,涉及“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48项。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方案提出,着眼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公正的标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代，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确定或形成的呢？在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的利益冲突，如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就成为了司法公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个人利益包括经济收益、生活安全、权力地位、名誉声望等。社会整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安宁、公共秩序等。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则是对立冲突的。例如，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社会经济发展了，个人才能富裕。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去发财致富。但是，当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以“齐步走”的方式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乃至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
在司法活动中，由于当事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其个人利益便经常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问题上，不同国家在建立司法制度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些国家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优先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有些国家则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把个人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
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之一就表现在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定位上。东方国家具有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传统，因此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社团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行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多采用向个人利益倾斜的价值定位，而美国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美国人在建立其司法制度的时候采取了强调个人利益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具体体现，离开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司法系统必须首先保护个人利益，必须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他们认为被告是个人利益的主要代表，检察官则是社会利益的主要代表。由于被告方在法庭上往往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否则就不能保持这两种利益冲突中的平衡。
司法公正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不同国家基于不同文化传统所确定的司法公正必然要反映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定位和取向，即倾向于司法活动的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对此，本文在后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司法公正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定位。当然，这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问题。根据这种定位的差异，有些外国学者把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护人权型，即特别注重保护人权的刑事司法制度；另一类是打击犯罪型，即特别强调打击犯罪功能的刑事司法制度。诚然，这种分类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公正上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人权型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以强调个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而打击犯罪型刑事司法制度则是以追求整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保护人权的重点当然是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在那起绑架抢劫案的审判中，公诉方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被告人米兰达对警察的供述，后来亚利桑那州法院判处被告人米兰达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米兰达不服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他在接受警察讯问时不知道自己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法院用做定罪的依据，所以才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1966年，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经过评议，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的判决，并且规定警察在对被捕者进行讯问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会见律师权和保持沉默权等，否则警方在此之后获得的口供不得用做审判的证据。尽管在该案中，两名强奸受害人在混杂辨认中都正确地指认米兰达为罪犯，尽管还有其他证据可以间接地证明米兰达就是罪犯，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了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宁肯冒放纵罪犯的风险。后来，这一规则被人们称为“米兰达忠告”（或译“米兰达警告”）规则，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当中。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会影响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工作的效率。众所周知，美国的毒品、暴力等犯罪非常猖獗，“犯罪王国”的帽子一直难以摘掉，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因素，但是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于强调保护人权因而对犯罪打击不利，显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原因。毋庸讳言，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今天要注意加强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倾向，要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用牺牲打击犯罪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护的“美名”。刑事司法系统不是超然的仲裁机构，它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使命。
诚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在司法活动中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措施。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新年伊始公开要求各级检察人员在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时候必须先告知对方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和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诚然，这一规则并不等于同美国的“米兰达忠告”规则，但是它显然吸取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司法系统向公正司法迈进的一个重大举措。 就整体公正和个体公正的第二层含义而言，笔者认为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而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个体公正，即法律的个案公正。司法活动都是围绕具体案件进行的，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件做起。
一位侦查人员曾经对我说，他们办案最怕的就是弄成“夹生饭”。家也搜了，人也抓了，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查的线索都查了，可就是没拿到过硬的东西。你说怎么办？放人吧，确有重大嫌疑。不放吧，可又没法儿交待。这就叫：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笔者认为这位侦查人员的态度还是很诚恳很认真的。麻木不仁者和不负责任者大概绝不会为此感到为难。由于我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骑”上那“虎”的，自然无法评论该不该“骑虎”，而只能谈谈“下虎”的问题。不过，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而且，不仅侦查人员会遇到这种难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也会遇到这种难题。实际上，它涉及到刑事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即“错放”与“错判”的矛盾。
如前所说，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这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从办案人员的主观状态来讲，这误差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办案人员在做出决定时认为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另一种情况是办案人员在办案时就知道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依然把人抓了、判了，结果证明其错了。
那么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即办案人员不能完全肯定嫌疑人是否为犯罪人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确是一种两难的境地。放吧，可能放纵了坏人；判吧，可能冤枉了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何时查清何时算。但是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可能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为了说明问题，咱们不妨把条件定得苛刻一点儿：办案人员在此没有绝对安全的中间道路可走，必须在“错放”的风险与“错判”的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这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司法公正观念。
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或习惯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③的观点亦有一定困难。我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让有罪者逃脱处罚逍遥法外，何况那罪犯还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呢！至于无罪者受到了错误的追究或处罚，我们接受起来倒比较坦然。当然，我们会对其表示歉意和同情，甚至会在必要时给其一定的赔偿。
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两相比较，自然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会有错误的话，那么这错误的恶果当然最好由个人承担而不要由社会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又接上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话题。
还有人认为，被“错判”有罪的人肯定有自身的问题。既然公安局抓了你，检察院起诉了你，法院又判了你，那么你肯定有“碴儿”。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就算这个案子不是你干的，你也肯定有别的“事儿”。于是，有人便断言“刑事案件无错案”。
笔者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上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当办案人员“拿不准”的时候，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计算性”问题，即如何计算错案的百分比。如果从司法活动的总体上来看，一个法院办了一百个案子，其中只有一个错案，那么错案率是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就那件错案的当事人而言，他涉入的案件是一，错案也是一，错案率就是百分之百。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选择差异，并进而反映了人们在司法公正问题上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综上所述，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努力。具体到司法系统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确立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等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提高法官等司法活动主体的专业素质和办案能力。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保障司法公正的经验，但是笔者不赞成在司法公正问题上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只要国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科学合理的司法公正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