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新政 预备立宪

慈禧回到北京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

一、改革官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应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光绪二十九年着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一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以来传统的六部建置至此瓦解。

二、改革经济。由前一年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考察的宗室亲贵载振任商部尚书，管理商、工、矿业和铁路。并制订商法，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而且有取代“士绅”地位之势。

清末新政影响：
1.政治：增设新机构，裁撤冗官、冗衙。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但也反映出清政府已沦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工具，增设机构维护帝国主义利益。
2.军事：编练新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但后来兵为将有，形成了近代军阀。
3文化教育：废科举，颁行新学制和设立各式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形成了重视西方科技与社会政治学说的风气，培养了近代科技、教育、法政、军事人才。
4.振兴商务、奖励事业。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然而，清末新政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不可能真正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它只是一个骗局，改革并未使矛盾缓和。

三、改革教育。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大、中、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许多留学生在国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以后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学生章程。此时已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光绪三十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近代学制，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自翌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科举的废除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万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万所，学生达156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西学之后，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光绪二十九年，于北京成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又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领导各省编练新军。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清朝末年各省新军亦在此时开始形成。为培养新军官兵，光绪三十年，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各主要城市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事。清廷的军事改革，有利于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但新军并没有起到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许多新军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下，投身反清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五、改革法律。光绪二十八年起，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此外，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并开始编纂新法典。等等。
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新的气象和起色。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中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带来的些许希望。慈禧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依靠其支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预备立宪

（Yubei lixian）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为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而搞的欺骗性的立宪活动。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完全确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地位，不仅使中国经济生活更加败坏，而且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更加孤立，成为国内各阶级和阶层的众矢之的。清政府妄图摆脱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的重新支持，乔装打扮，曾推行“新政”。但是，20世纪初，由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毫不触及君主专制政体的“新政”，为社会舆论所讥讽，很快陷于破产，完全失去了欺骗作用。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清朝统治集团，又上演了一出所谓“预备立宪”的丑剧。这幕丑剧是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天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开始的。7月，清廷发布谕旨，派满族贵族载泽为首的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为将来实行立宪作准备。五大臣出洋分成两伙，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伙，赴英、法、日、比诸国；戴鸿慈、端方为一伙，赴美、德、意、奥诸国。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到北京正阳门车站离京启行。但在上火车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炸弹的袭击，吴樾当场牺牲，载泽、绍英受轻伤，五大臣惊慌失措，未能如期启行。后改由李盛铎、尚其享顶替徐世昌、绍英，仍为五人，分两伙于12月11日启行。五大臣在国外逛了半年多，于1906年夏秋之交先后回国（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上朝复命，向慈禧和光绪帝奏请立宪。载泽所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又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宪政初纲》，《奏议》，第4—7页）这个密折，迎合了慈禧的意图，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当务之急是改革官制，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好预备立宪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总5563—5564页）“仿行宪政”实际上变成了一纸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10月，清廷又发出京朝官制改革的上谕，其方案是：除军机处和徒有虚名的内阁仍旧外，增设几个部和更易几个部的名称，计有11个部。1907年下令将原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负责“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不久又下令筹设“资政院”，作为将来“议院之基础”。1908年，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命各省设立咨议局。同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规定了起草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有14条，并规定“预备立宪”从1908年起9年完成。这个大纲公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相继死去。溥仪继位，因其年仅3岁，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1909年1月，载沣罢斥了汉族官僚袁世凯，自封为代理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并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集军政大权于皇族之手。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次年9月，“资政院”成立。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为5年，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在国会未召开之前，先行设立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任命内阁各大臣如下：

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那桐（满）、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部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13人当中，满族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9个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7个。如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反而大大减少。在整个清朝统治的260多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这样多的皇族和贵族专权擅政的现象。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所谓“责任内阁”，讽之为“皇族内阁”。清廷的“预备立宪”丑剧，不仅没有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增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它的怨恨和汉族官僚对它的离心，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11月，清廷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已无法挽救它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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