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三个神圣的词(勒鲁) 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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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

三个神圣的词(勒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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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神圣的词(勒鲁)

法国革命恰当地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

法国革命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先辈的这个格言不仅写在我们的纪念性建筑物、钱币和旗帜上,而且铭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把它看作神的意旨。

为什么用这三个词?为什么不是单独一个或者两个?不是四个或者更多呢?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

事实上,我们在别处已经论证过,人在他一生的全部行动中都是合三而一的,这就是说知觉—感情—认识同时并存,因而在政治上必须对人的本性的这三方面的每一方面都有一个相应的词。

与人的形而上学中的知觉一词相应的政治术语是自由;与感情一词相应的是博爱;与认识一词相应的是平等。

人的知觉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存在;这就是说,人是一个处于表现状态的生命体,人存在多久,这生命体就表现多久。然而人之所以表现,只是因为他的外部世界同时也在向他表现;因此人就产生知觉:他的生命的主观性为他带来了客观性。因此人的任何生活方式都包含着与其他人和整个宇宙的一定的相对性。人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系列的行动;即使人只在思想,他也在行动。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人的表现的权利,因而也是他生存的权利呢?使用一个词并不是为了表达人生的任何时刻所必需的其他两个方面,而只是表达处在人的同类和周围世界之中的我们生命的这一个侧面;总之,一个表达行动权利的词并不直接包含着其他什么意义。这个抽象的词,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有权行动。所以政治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人类中实现自由。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换言之,就是使人能表现自己。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

但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总而言之,公民不仅是一个表现的人,也是一个与别人建立实际上相对联系的人;说这是一个人,因为他具有感情。他不仅行动,同时也有感情,就在他行动的时候,他的活动也是带着感情的。在公民自由的全部活动中,人就具有与这些活动相连的公民感情。什么词足以表达可能产生或调节公民行动的感情呢?我问的意思是,除了博爱一词以外,还有其他什么词能用在此处呢?博爱的意思是:人的本性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充满感情;人在自己的同类面前,不可能在与他接触时不跟他产生感情;公民的理想,就是对于所有其他的人的爱以及与这慈善、与这爱相应的行动。所以这个词跟自由一词本身一样,对于政治的定义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人没有自由就不能生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存权利就是没有得到承认。同样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博爱,或者尚未表露博爱,人的本性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性既没有确定,也未得到承认。

但是这远非问题的全部:为什么政治的社会应该根据自由和博爱进行调节?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应该是人人获得自由的博爱社会?每个公民都应该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种信条:因为每个公民作为人,他不仅是具有活力和感情的人,也是具有智慧的人。他不应该忘记关于事物的这个道理。①作为行动的人,人们对他说自由,他从自身认识到这个词的真实性;作为感情的人,人们对他说博爱,他内心感到高兴。然而他仍有一种官能尚未得到满足,它就是智慧,就是认识事物的需要。于是就要有第三个词来满足这种科学的需要,这个词用以阐明为什么我们人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要有象兄弟般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的义务,这第三个词就是平等。

①这句话的拉丁文是:rerum cognoscere causas.——译者

这个词体现了整个一门科学,一门至今还模糊不清、被黑暗所包围的科学;社会的起源和目的就隐藏在这个词里,如同隐藏在斯芬克司②的谜语中一样。但是,在政治用语中,这个词仍不失为其余两个词存在的理由。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要获得自由,如果我回答说我需要自由,如果我向你们说我具有表现自己的本能、天性和愿望,或者简单地说,我要生活,这显然是不够的;你们可以用你们自身同样的本能,用你们这方面所拥有的同样无限的权利来反驳我;并由此引起对抗、冲突、战争,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这是大地献给苍天的永远凄惨的景象。只要智慧不介入,不表态,那末权利就只不过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萌芽,它只是潜伏地存在着。只有智慧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并公开宣布它的存在。因此,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们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而我之所以有这种权利,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同样,如果我承认仁慈和博爱都是人在社会上的天职,那是因为我思想上考虑到人的本性原是平等的。

②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后因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她即自杀。——译者

你们提出地球上到处都是不平等的现实情况来反驳我,那是徒劳的。确实如此,不平等统治着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也可以上溯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从中找到不平等现象,而消灭这种现象的那一天也许还非常遥远。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思想已经超越不平等所带来的贫困和罪恶的堕落,并设想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然后,象寄托于真和美的永恒源泉一样,人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上帝。有人说:虽然我很软弱,我却设想一个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应是上帝乐意的世界;它早在上帝心里预先设想好了,原先它本出于上帝之手。不管我们来自某一伊甸国、某一天国,或某个美好的世界;也不管这个世界只是存在于上帝心里和我们的心灵里,它从未得到实现;尽管迄今唯一组成过的平等世界只有从前大自然萌芽状态的世界,当时人类还处于与野兽很接近的原始野蛮状态,我们仍有更充分的理由说,平等是自然万物的萌芽,它出现在不平等之前,但它将会推翻不平等,取代不平等。这样,从社会的起源和终止这两方面来看,人类精神统治着现实社会,并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

如果说,我再一次相信自由,这是因为我相信平等;我之所以设想一个人人自由,并象兄弟一般相处的政治社会,则是由于我设想了一个由人类平等的信条所统治着的社会。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能平等相处,又怎么能宣布人人自由呢?如果人们既不能平等,又没有自由,他们又怎么能以兄弟般的情谊相亲相爱呢?

因此,这第三个词平等在口号中就代表了科学。我要强调说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学说。与其说它面对现在还不如说它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称作一种预示未来的学说;这种学说目前尚在酝酿阶段,并在许多学者看来,它好象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甚至也许是虚假杜撰的东西,可是它却不亚于已经统治我们时代的任何学说。

但是正象我马上要指出的那样,平等的理论是最新的,可以说它是昨天才诞生的,从前的人在他们的革命中只知道叫喊自由,从基督教才开始宣扬博爱,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问题是要了解单是自由本身是否不无缺陷,单是博爱本身是否也不无缺陷。我们是智慧、爱情和活力的化身;我们不仅具有活力和爱情,我们同时还具有智慧,这样,问题就在于为了使人类本性在我们身上得到真正的满足,在我们由于生命的需要而要求自由的同时,在我们的内心接受博爱的同时,我说,难道我们的智慧就不该宣告平等吗?然而这跟光亮的白天一样显而易见。这个口号的最后一个词适应人类自身认识的需要,正如其他两个词适应我们生命的另外两个方面即行动的需要和爱的需要一样。

因此这个口号是完整的。每个公民所具有的信条就是平等,自我表现和行动的动机就是自由;正确行动的道德准则就是人类博爱。这样人类本性的三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了。政治的原则和行而上学的原则正相对称。象后者一样,它也由三个词组合而成,这三个词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彼此互相配合,没有重复。

诚然,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具有更深的含义,而且从其中一个词中能逻辑地推绎出其他两个词来。但是应该说,它们仍属于不同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人类本性的三种官能是对应的,或者说这是人性的三个不同侧面。事实上,你们对人反复讲人类自由和人人自由的话是没有意义的,自由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行动的自我权利。由此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在潜力和他们自身的活动能量;但是他们对别人的博爱之情却并非直接由此产生。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奴隶们总是以自由的名义,砸碎他们的枷锁,推翻他们的暴君;自由这个适合于战争的词,从未带来宽容与和平。它也不能产生道义,虽然它表示着生存、自我表现和行动的权利,但它既不能表达,也无法唤醒人的其他两个侧面即感情和认识。同样,你们向人们宣扬博爱,只能用感情打动他们,却无法给他们指明方向。基督教徒变为修道士,并接受了所有的专制主义。总之,那些对社会的起源和目的最深思熟虑的人,那些对平等具有最崇高想法的人,也仍然需要用自由这个词来表达他们自己本性的尊严,并用博爱这个词来表达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联系。孤立地看,这三个词的每一个词只表示生命的一个侧面;尽管其余的两个侧面,由于人类生命具有神秘的统一性,寓于另一个侧面中;尽管这些词的任何一个词也因此包含着其余的两个词(就象我们刚才所提及的),但是每一个词,以它本身的含义来说,只是真理的一小部分。但当这三个词合在一起时,它们才是真理和生命的最妙的表达形式。

我们先辈的神圣格言呀,你决不是人们写在沙子上的、狂风一吹就会消失的一些字母的随意拼凑,你建立在生命最深远的意义之上。你这个神秘的三角形,主宰着我们的解放,使我们的法律得到保证;你使得三色国旗在阳光中闪射出战斗的光芒,甚至真理也要从你身上汲取力量,就象代表耶和华名字的神秘的三角形①一样,你啊,你正是真理的反映。

①耶和华,原名Jéhovah,或Yéherah,即犹太教神雅赫维(写作JHWH或YHWH)。但犹太教禁呼其名,故读经时以Adanai即“吾主”代之。后基督教神学家误把Adanai一词中的元音嵌入JHWH,即成Jahweh,或Yahweh,读作耶和华。这里所指的神秘三角形是因为耶和华的第一个字母Y构成了三角形。——译者

是谁发现了这个崇高的口号?是谁第一个传播它的?人们不知道。没有人会造这个口号,但也可以说,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了这个口号。当法兰西人民用它来作为旗帜的时候,从字面上看,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哲学家。这第一个把三个词组合在一起的人,他从中领悟到政治的福音,得到一种全体人民在他之后也都得到了的启示:革命中的激情,深刻的暴露并揭示了生活,如同那巨大的风暴有时会倒海翻江一样。也许在最下层人民中间有这么一个人,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第一个把这三个过去从来没有人联用过的词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无产者感到非常自豪,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牺牲,就象斯巴达或罗马的公民一样,他大声呼喊:自由。但是,我们和罗马不同,基督教早成为过去,法国的革命者记得是被卡米尔·德穆兰①称之为“长裤党耶稣”的这种基督教;他的内心又要他宣告第二个口号:博爱。不过,他再也不是基督教徒,尽管他承认基督精神,但在智慧方面,他却必须有一个信仰,一个信条。十八世纪并没有白白过去,这人阅读过卢梭的著作;于是他宣扬平等。这三个词符合于我们认识、爱以及实践我们的认识和爱的三重需要;同时也是对这种三重需要的完整总结,即对几个世纪来经过无数革命早已形成的一切事物的完整总结,例如古代各共和国的重大活动,中世纪的感情高涨,以及对于近代几个世纪的看法。形成这样的一个口号是否会令人感到突然呢?它是永恒真理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为何今天这个口号虽然在建筑物和旗帜上已被抹掉,但它一旦公告于世,就能获得人们普遍的赞扬。是的,人们可以抹掉它,人们可以嘲笑它,但它决不会因遭人践踏而被真正抹掉,或受到损害;因为它是正确的,它是神圣的,它代表人们追求的理想,它象征神示的未来,它已在理论原则上占据了优势,它终将也有一天在客观事实上赢得胜利,它是磨灭不了的,它是永存的。

①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的政治活动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参加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战斗,后又参加马拉等人组织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他创办了《法兰西和波拉邦特革命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反对封建旧制度。1794年,他和丹东同时被当时执政的雅各宾派处以绞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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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6-2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札记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007-01-19 18:43:38)标签:启蒙 五四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读书札记 分类:品茗读书

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最多也只是动援群众去实现反帝和反清的目的,结果民智未得以启发,自由民主之思想未在群众中得以生根发芽。

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这一历史使命,开始了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其主张彻底抛弃固有传统,全盘西化。这与以前相比,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却在于,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政治的因素。启蒙的目标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这样,就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很快就合流在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从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期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主张也就再也保不住了。

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和初始阶段,启蒙没有立即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二者相得益彰,终于给整个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不过,这种良好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们思想和行为大为解放,他们努力于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这一时期,他们大多是信奉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据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青年们有两种行为模式:一种是从家庭走出的个体反抗,主要表现为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婚姻自主问题;另一种是青年一代自发的相互联系,通过构成团体、组织来追求真理和实践某种理想。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工读互助团。然而很短的实践就已证明,这两种模式都没有行得通,出入究竟在何方呢?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些困惑甚至来不及反思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它好像给中国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因为它有一个一切问题都能根本性的解决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扬马克思主义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有赖于阶级斗争。这样,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套切实可行并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而非在本质上弄清楚其与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革命原则貌似而实非的差异,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也没有时间论证的情况下,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战胜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而其战胜的结果便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和实行。这样,绕了一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了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上。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为了焦点所在。

五四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救亡图存;要么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启蒙工作。不过,公允地说,启蒙这条道路不但坎坷不平,而且他们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也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给自由主义者提供政治活动的舞台。然而出于救亡、革命和战争的现实要求,在共产党所坚持的道路上,从其建党伊始到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彻底否定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同时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和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压倒了一切,最终也压倒了启蒙。

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作为这场战争胜利一方的共产党所领导下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被这场战争所征服了。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小农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曾经带来了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大震荡,某些沿袭千百年之久的陈规陋习被涤除。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传统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的悄悄地开始渗入了: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蔓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大收时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和放松了对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和平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起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趁机复活,这使很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即使到今天都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建国以后不应该有的忽略造成了巨大的苦果。
第2个回答  201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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