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产业发展的迟缓性
中国现代工业的出现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先后在沿海和少数内地城市出现了一批机械、煤矿、冶铁、石油、铜银铅矿、缫丝、印刷、织布、造纸、火柴、面粉等“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帝国主义也纷纷在沿海及内河港口投资设厂，控制我国的现代工业，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消极影响，国内的不统一和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等影响，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极为迟缓。l94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中，除原煤产量仅占世界1．98％以外，其余都只占1％以下。
在农业方面，我国虽然出现了棉花、大豆、桑蚕、烟草、茶叶、禽蛋等商品专业化地区，但又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影响，生产极不稳定，农村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粮食产量在历史最高年(1930年)不过l50O亿公斤，1949年更降到1132亿公斤，人均仅209斤，每年都需要进口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
我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是缓慢的。从1876年在上海修建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到1949年的73年中，全国只修建了21800千米铁路，铁路密度不到O.23千米／百平方千米。内河通航里程仅7．36万千米，有一半以上的县不通汽车。民航航线仅有1万千米左右。原始的木船、牛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肩挑背驮仍是中国广大地区主要运输方式。
现代工业和港口的出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沈阳等城市都迅速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城市化的水平是非常低的。
（二）产业的对外依赖性
这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也表现为对资本市场的依附。l936年，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额占全国工交投资总额的70％以上。外资垄断了全国生铁产量的86％，钢产量的88％，煤产量的56％，发电量的76％。到l944年，外资几乎垄断了所有工业部门。现代交通运输业，一开始就在外资的控制之下。1931年，外资控制的铁路占全国铁路长度的84.3％，1937年更增至9．7％。农业虽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但由于商品化的加深，帝国主义对我国农业进行掠夺性和强制性种植，农业也处于外资控制之下。
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控制更为明显。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充斥市场，每年进口的工业品，从洋钉、洋火(火柴)、洋布到机器设备无一不有，其中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占抗战前的10年间年均进口总值的1／5；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束缚，处于依附地位。
（三）产业结构的片面性
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之间、农轻重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失衡。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很大比重，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十分薄弱。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农业占70％，工业仅占30％。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为70：22：8。这种比例关系说明，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农业、工业的内部结构也极不协调。从农业看，尽管我国有面积广大的山地、草原和辽阔的江河湖海水面，但在农业的部门结构中，林、牧、渔、副业的比重很小，仅占1／10土地面积的耕地产值，种植业则占农业的极大比重。1949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牧、林、渔、副业各占12.4%、6％、和4.3％。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看，1949年重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4％，其中主要是采掘工业原材料初加工业，而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的机器制造工业产值则微乎其微。汽车、拖拉机、手表等产品都不能制造，仅能为进口机器的装配和维修服务。
（四）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性
旧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在沿海地区内又集中在几个外国资本控制的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也是旧中国工业布局的特点之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我国东北形成了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等城市的南部工业区，其1943年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生铁产量占88％，钢材产量点93％，机械占95％，电力占78％，水泥占66％。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无锡、镇江、南京、南通、杭州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轻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集中了占全国半数以上的纺织、面粉、卷烟、火柴、蛋品加工等工业。在华北，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塘沽、唐山、秦皇岛的北宁铁路沿线；以青岛为中心，包括博山、潍坊、济南的胶济铁路沿线也都建立了纺织、食品、煤炭、铁矿等企业，初步形成两个工业地带。南部沿海的广州一直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丝织业和手工业工艺品的制造中心。
内地仅有武汉、重庆、太原、昆明等几处规模不大的工业城市，以冶金、机械和纺织为主。
东部与西部或沿海与内地产业布局的不平衡，以及生产地域类型的分异，有着多方面的成因，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政治、民族以及历史等等许多方面。
中国现代工业的出现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先后在沿海和少数内地城市出现了一批机械、煤矿、冶铁、石油、铜银铅矿、缫丝、印刷、织布、造纸、火柴、面粉等“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帝国主义也纷纷在沿海及内河港口投资设厂，控制我国的现代工业，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消极影响，国内的不统一和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等影响，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极为迟缓。l94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中，除原煤产量仅占世界1．98％以外，其余都只占1％以下。
在农业方面，我国虽然出现了棉花、大豆、桑蚕、烟草、茶叶、禽蛋等商品专业化地区，但又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影响，生产极不稳定，农村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粮食产量在历史最高年(1930年)不过l50O亿公斤，1949年更降到1132亿公斤，人均仅209斤，每年都需要进口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
我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是缓慢的。从1876年在上海修建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到1949年的73年中，全国只修建了21800千米铁路，铁路密度不到O.23千米／百平方千米。内河通航里程仅7．36万千米，有一半以上的县不通汽车。民航航线仅有1万千米左右。原始的木船、牛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肩挑背驮仍是中国广大地区主要运输方式。
现代工业和港口的出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沈阳等城市都迅速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城市化的水平是非常低的。
（二）产业的对外依赖性
这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也表现为对资本市场的依附。l936年，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额占全国工交投资总额的70％以上。外资垄断了全国生铁产量的86％，钢产量的88％，煤产量的56％，发电量的76％。到l944年，外资几乎垄断了所有工业部门。现代交通运输业，一开始就在外资的控制之下。1931年，外资控制的铁路占全国铁路长度的84.3％，1937年更增至9．7％。农业虽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但由于商品化的加深，帝国主义对我国农业进行掠夺性和强制性种植，农业也处于外资控制之下。
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控制更为明显。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充斥市场，每年进口的工业品，从洋钉、洋火(火柴)、洋布到机器设备无一不有，其中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占抗战前的10年间年均进口总值的1／5；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束缚，处于依附地位。
（三）产业结构的片面性
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之间、农轻重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失衡。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很大比重，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十分薄弱。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农业占70％，工业仅占30％。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为70：22：8。这种比例关系说明，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农业、工业的内部结构也极不协调。从农业看，尽管我国有面积广大的山地、草原和辽阔的江河湖海水面，但在农业的部门结构中，林、牧、渔、副业的比重很小，仅占1／10土地面积的耕地产值，种植业则占农业的极大比重。1949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牧、林、渔、副业各占12.4%、6％、和4.3％。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看，1949年重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4％，其中主要是采掘工业原材料初加工业，而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的机器制造工业产值则微乎其微。汽车、拖拉机、手表等产品都不能制造，仅能为进口机器的装配和维修服务。
（四）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性
旧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在沿海地区内又集中在几个外国资本控制的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也是旧中国工业布局的特点之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我国东北形成了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等城市的南部工业区，其1943年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生铁产量占88％，钢材产量点93％，机械占95％，电力占78％，水泥占66％。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无锡、镇江、南京、南通、杭州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轻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集中了占全国半数以上的纺织、面粉、卷烟、火柴、蛋品加工等工业。在华北，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塘沽、唐山、秦皇岛的北宁铁路沿线；以青岛为中心，包括博山、潍坊、济南的胶济铁路沿线也都建立了纺织、食品、煤炭、铁矿等企业，初步形成两个工业地带。南部沿海的广州一直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丝织业和手工业工艺品的制造中心。
内地仅有武汉、重庆、太原、昆明等几处规模不大的工业城市，以冶金、机械和纺织为主。
东部与西部或沿海与内地产业布局的不平衡，以及生产地域类型的分异，有着多方面的成因，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政治、民族以及历史等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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