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考试题
1、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
2、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和”包含哪些内容？
3、简述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下的多元化经济成分。
4、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有那些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5、为什么说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
要求：
1、用笔作答，反对黏贴打印。
2、论述合理，条理清楚，观点明确，字迹清楚。
3、论述题重在论述，要求对每个观点（包括分论点）均展开论述，切勿简答化。
4、可以参考其他资料，但反对抄袭。
(如果回答很好另加100)
1。。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石。
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格局是一个多元的，所谓多元，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发展性，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但是，同时又是一体的，就是有很好的整合性。
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一般的中国人，只会注意到自己周围的环境，往往只能感受到本乡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而难以意识到整个大中华所包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钜阵的存在。
2.。。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本文将从下列三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新课改的影响进行具体简述：一、 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二、 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三、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正文：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支。综观中国改革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的影响无时不在。如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汉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及现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总是在儒家思想尚末在统治阶级中确立或者在大众中尚末得到张扬的情况下获得。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清光绪帝的戊戍变法等改革之所以失败，与儒家思想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不由使我们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次新课改的影响。不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及相关的一些思想：一、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同时，儒家强调的中庸思想，禁止竞争原则，主张认同。而这一切都跟我们新课改的精神相违背，我们新课程改革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同样要实施新课程，就必须有人做出头鸟。有人为以后改革的失败来承担责任。否则，实施新课程就是一句空话。二、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两极性，才使得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因此使我们在以往的教学中在对待结果上也要求是非分明，非此即彼；而新课程却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待结果要具有多面性。 三、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了解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一些基本思想后，我们不禁对我们的新课改出现忧虑，毕竟新课改的实质是从我们原来的中国式的科举教育向美国式的创新教育转变。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所幸的是传统文化在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冲击下，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课程改革步履艰难是肯定的，成功与否唯有看它的造化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关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话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优劣。我们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评价强加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头上，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随意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或许，在我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东西曾经一度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所拥有的，恰恰是别人不具备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重新引起重视，是与全球的政治多极化的形式有关。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寻求另一种价值观来求取平衡，片面强调发展个人的一面，形成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会有威胁。中国的文化体系向来不主张过于伸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有一个相对格局，可以“换位思考”，和睦地处理问题。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无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2003年抗“非典”的时候，“分食制”被广为提倡。不少人以为，中国人会就此改变传统的饮食方式，大家不再在一个碗里夹菜吃。但是，如今你到饭店看看，大家还是围着圆桌，在一个碗里夹菜。这种饮食方式卫生吗？当然不卫生。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分食，分食制是卫生了，但是热闹和亲密也随之消失。许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也喜欢和我们一起“扎堆”吃饭，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这是一种亲热和睦的气氛，此时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经不重要，而是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彼此认同的亲密。这个简单的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明事物的两面性，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把握好“度”，就可以“双赢”。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曾经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温良恭俭让，是缺乏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表现，不符合今天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文化中还倡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谓“以柔克刚”，所谓“四两拨千斤”，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退为进，不作正面的交锋。这些战略主张早已被现代管理学所吸纳，当强硬的专制主义命令的管理风格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处世的方法便再次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尊重和诚信等等。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互相发现、互相借鉴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启发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便会发现，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传统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研究，本质上是丢弃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统文化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说，现代文化的构成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大众对传统的认同要远远胜于对新兴文化的认同，这是宝藏可利用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化的接纳是有选择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梳理和发掘，这种梳理和发掘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应当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转换成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当前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3....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1、自然经济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
2、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
3、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为了斗争而进行的改革，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商鞅的“耕战”政策。
4、农耕文明是指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而逐步形成的人类文明。
5、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更适合于农耕，故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得到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展，农耕区域才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6、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东南财赋”和“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7、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既有长期的对垒，也有相互的融合。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常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在对垒的同时，两种民族也在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
8、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
9、中国农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成分是多元化的，从纵的方面讲，它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份；从横的方面讲，它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0、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它还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11、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它决定了中国的海洋贸易不可能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经济。海洋贸易仅仅是农耕经济一种补充形式而已。
4....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1
、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地中海沿岸国家较早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中国人则过着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较多地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2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二、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1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2 、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
4 、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续。
5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夫权和族权。族权是从父系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即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宋代以后族权膨胀与宋明理学学发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7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8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9 、商鞅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5 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
三、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1 、欧州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
2 、欧州封建皇权的专制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势力一直制约着皇权。
3 、中国从迈向文明开始，统治者就凭借武力使神职人员成了它的奴仆，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专制体制。
4 、中国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5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有四：一是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二是经济基础稳固，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护了专制者的统治；三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以皇帝与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共同决策的机制逐步被皇帝独断所取代；四是对人身控制严密。
6 、从春秋时期开始，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产生，这种新的专制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5....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格局是一个多元的，所谓多元，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发展性，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但是，同时又是一体的，就是有很好的整合性。
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一般的中国人，只会注意到自己周围的环境，往往只能感受到本乡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而难以意识到整个大中华所包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钜阵的存在。
2.。。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本文将从下列三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新课改的影响进行具体简述：一、 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二、 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三、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正文：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支。综观中国改革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的影响无时不在。如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汉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及现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总是在儒家思想尚末在统治阶级中确立或者在大众中尚末得到张扬的情况下获得。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清光绪帝的戊戍变法等改革之所以失败，与儒家思想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不由使我们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次新课改的影响。不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及相关的一些思想：一、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同时，儒家强调的中庸思想，禁止竞争原则，主张认同。而这一切都跟我们新课改的精神相违背，我们新课程改革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同样要实施新课程，就必须有人做出头鸟。有人为以后改革的失败来承担责任。否则，实施新课程就是一句空话。二、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两极性，才使得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因此使我们在以往的教学中在对待结果上也要求是非分明，非此即彼；而新课程却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待结果要具有多面性。 三、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了解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一些基本思想后，我们不禁对我们的新课改出现忧虑，毕竟新课改的实质是从我们原来的中国式的科举教育向美国式的创新教育转变。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所幸的是传统文化在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冲击下，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课程改革步履艰难是肯定的，成功与否唯有看它的造化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关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话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优劣。我们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评价强加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头上，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随意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或许，在我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东西曾经一度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所拥有的，恰恰是别人不具备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重新引起重视，是与全球的政治多极化的形式有关。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寻求另一种价值观来求取平衡，片面强调发展个人的一面，形成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会有威胁。中国的文化体系向来不主张过于伸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有一个相对格局，可以“换位思考”，和睦地处理问题。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无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2003年抗“非典”的时候，“分食制”被广为提倡。不少人以为，中国人会就此改变传统的饮食方式，大家不再在一个碗里夹菜吃。但是，如今你到饭店看看，大家还是围着圆桌，在一个碗里夹菜。这种饮食方式卫生吗？当然不卫生。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分食，分食制是卫生了，但是热闹和亲密也随之消失。许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也喜欢和我们一起“扎堆”吃饭，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这是一种亲热和睦的气氛，此时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经不重要，而是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彼此认同的亲密。这个简单的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明事物的两面性，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把握好“度”，就可以“双赢”。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曾经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温良恭俭让，是缺乏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表现，不符合今天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文化中还倡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谓“以柔克刚”，所谓“四两拨千斤”，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退为进，不作正面的交锋。这些战略主张早已被现代管理学所吸纳，当强硬的专制主义命令的管理风格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处世的方法便再次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尊重和诚信等等。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互相发现、互相借鉴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启发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便会发现，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传统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研究，本质上是丢弃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统文化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说，现代文化的构成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大众对传统的认同要远远胜于对新兴文化的认同，这是宝藏可利用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化的接纳是有选择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梳理和发掘，这种梳理和发掘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应当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转换成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当前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3....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1、自然经济就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
2、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由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的。
3、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为了斗争而进行的改革，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商鞅的“耕战”政策。
4、农耕文明是指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而逐步形成的人类文明。
5、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更适合于农耕，故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得到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发展，农耕区域才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
6、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东南财赋”和“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7、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既有长期的对垒，也有相互的融合。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常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在对垒的同时，两种民族也在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
8、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
9、中国农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成分是多元化的，从纵的方面讲，它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份；从横的方面讲，它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0、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它还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11、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它决定了中国的海洋贸易不可能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经济。海洋贸易仅仅是农耕经济一种补充形式而已。
4....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1
、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地中海沿岸国家较早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中国人则过着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较多地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2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二、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1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2 、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
4 、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续。
5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夫权和族权。族权是从父系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即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宋代以后族权膨胀与宋明理学学发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7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8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9 、商鞅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5 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
三、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1 、欧州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
2 、欧州封建皇权的专制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势力一直制约着皇权。
3 、中国从迈向文明开始，统治者就凭借武力使神职人员成了它的奴仆，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专制体制。
4 、中国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5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有四：一是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二是经济基础稳固，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护了专制者的统治；三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以皇帝与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共同决策的机制逐步被皇帝独断所取代；四是对人身控制严密。
6 、从春秋时期开始，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产生，这种新的专制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5....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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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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