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哈姆雷特

　　浅析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形象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3-02 10:16:00 ] 作者：吴 非 编辑：studa0714

　　摘 要：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完全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和谐的；人类是一种伟大的生灵，是善良的、有德行的，是应该有所作为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相信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的主宰。而在哈姆雷特那里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露出端倪。

　　关键词：哈姆雷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

　　引子

　　《哈姆雷特》写作于1599年冬到1600年初。1603年出版的“第一个四开本”文字颇多缺漏，书名页上声明“多次在伦敦市及在剑桥和牛津两大学等处演出”。第二年出版的“第二四开本”被认为是善本，为后代各编家所依据。哈姆雷特本是丹麦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幸，他正直的父王被叔叔毒死，叔叔篡夺了王位，并霸占了他的母亲。在国外上大学的哈姆雷特闻讯赶回国，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的被害经过，要儿子报仇。哈姆雷特为了报仇，装疯卖傻，寻找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一次，他请一个戏班子演了一出杀兄篡位的旧戏，情节和他父亲鬼魂所说的一样。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叔父惊慌失措，从而证实了他自己的罪恶。最终，哈姆雷特在临死前奋力刺死了叔父，为父亲报了仇，但他没有完成重整“颠倒混乱的时代”的大业。从整个剧本来看，哈姆雷特热爱生活，反抗邪恶但却思想多于行动，过于优柔寡断；叔父代表的则是封建反动势力，荒淫无耻，奸险毒辣且诡计多端。剧作通过描写哈姆雷特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他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彷徨，忧伤苦闷及其惨遭失败的悲剧结局，深刻地体现出人文主义者要求冲破封建势力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揭示出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而正是哈姆雷特的这种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一、哈姆雷特人本主义的觉醒

　　人们常说：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地，历来的评论家也在各自的心目中塑造着不同形象的哈姆雷特。20世纪初，英国著名莎学家布拉德雷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姆雷特干吗不听从鬼魂的吩咐，立即动手复仇？这样就不用一死就是八条命，另外七条人命可以保全了。”
　　的确，哈姆雷特报仇心切，却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一再拖延？历来认为这是有关《哈姆雷特》的问题中最为症结所在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名家作出各自的阐述，有的很能给人以启发。例如歌德的独到的见解，就引导我们注意王子的这两行独白：“时代整个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这实在是哈姆雷特人本主义觉醒的集中体现。首先时代脱节了，说明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很不满意。其次，他接着说要把这个世界重新整好。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最后，哈姆雷特认为这个世界真糟，感到绝望，他也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

　　二、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生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人文主义的教育，抱有远大理想，成了国内有新思想的模范青年，进步人士所瞩望的新时代的代表。但经过巨大的打击后，一时找不到重整乾坤的办法，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为复仇而丧失的生命，更在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封建思想的激烈碰撞。哈姆雷特的踌躇原因在于客观形势妨碍了复仇计划的实现，我们的丹麦王子的软弱性还是决定了他没有鲁莽行事。在严峻的现实中，他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所要担负起的责任太大太重，远不是那个暴烈如火的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目标狭隘、不计后果地一会儿攻打丹麦，一会儿攻打波兰；也不是那个简单莽撞，一心复仇，纠集一群乌合之众攻打王宫，又被国王几句花言巧语所哄骗和利用，愚蠢地充当了国王的枪手的雷欧提斯。哈姆雷特的复仇，不仅仅是遵照父命去杀死国王克劳狄斯的肉体，而是要消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黑暗社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处充满着专制腐败、阴谋诡计、阿谀奉承以及“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所换来的鄙视。”
　　在一个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背谬的社会里，“生存还是死亡”，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命题。这也是人文主义理想者所面临的无奈和不幸。时代及社会的颠倒混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所造成的必然的阵痛。君主理想已然破灭，君臣礼仪不复存在，纲纪败坏，伦常崩溃，世风日下。而封建堡垒却更加顽固。新兴的第三等级势力仅仅处于萌芽阶段，还不为人文主义者所认识。历史的反复和螺旋状态，是人文主义理想者们不期然而然的规律。人文主义者们不是政治家，而是理想家，他们胸怀远大，目标纯正，坚持理想信念，意志坚定，绝非为了一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在哈姆雷特机智地以“戏中戏”的方式证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时，本可以毫不犹豫的复仇，但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是趁机杀死他，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最后哈姆雷特让他的好友霍拉旭好好活着把他“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不去剪除一个害天性蝥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从前自己是“苟活于世”，因此“必须用一个重大罪行作为我压舱之物”。这样，复仇就是一种别无选择选择了。

　　三、作为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

　　生存还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最后哈姆雷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感到自己被命运控制着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同时又感无力反抗，哈姆雷特在剧中处处体现了这种悲剧精神。剧本一开始，三道打击就同时落到了主人翁哈姆雷特身上：父王的猝死，母亲的改嫁，王位的丢失。一下子把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梦想的年轻王子置于一个不堪的现实，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由于现实的打击，哈姆雷特一下想到了死亡，但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欧洲，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相背的，所以在他死亡的念头一逝而过后开始诅咒这个不公的世界。本来美好的世界现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这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继而觉得这世界是个荒芜不冶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就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开始有了变化，对他原本成长的童话般的地方他说出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房”这样的话。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冥冥中感到了一种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将伴随其一生，直至其死亡。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一再困扰着哈姆雷特，当然这里所述不仅仅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而是连带着每件事的价值评判，到底做还是不做，去还是不去，牺牲还是不牺牲？理性的思维能够指导行动，但是过多的思虑就会延误时机，多虑的人内心往往是懦弱的，对后果太多的顾虑导致其不愿作出重大决定。但他立即对死亡产生了顾虑，想到死后“我”是否还存在，想到死去将要到达之地是否比这里更痛苦，想到死后将不能再回来。这就是典型的哈姆雷特似的思维，对事物犹豫不前的惯性不仅存在于行动上，也存在于其思考当中。提出一个A命题，又用B命题推翻A，在B即将水落石出时又匆忙转向C命题。无论行事或思维，哈姆雷特就是这样徘徊不前，往往在即将触及本质的时候又能很油滑地闪开。于是“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哈姆雷特完全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和谐的；人类是一种伟大的生灵，是善良的、有德行的，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人间是充满友谊、爱情的，而这种友谊、爱情是忠诚的、纯洁的。但是哈姆雷特的这些人文主义观点是不为当时的封建大众接受的，他复仇的另一方面是去证明他自己的人性善的观点，他希望除去阴暗的一面，还世界光明，即使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哈姆雷特尽管从出场到死去都背负着复仇的使命，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仁爱、充满着光明、远离了欺诈与阴暗的理想社会。人文主义理想信念的根本在于“人”！高贵文雅，纯洁优美，勇敢坚强，兼具热情和理智，拥有平等和尊严。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人性是那么邪恶，那么卑鄙；那么脆弱，那么善变；那么孤独，那么……“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但忧郁的哈姆雷特毕竟没有丧失人文主义对“人”这个“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信念，而且为这个永恒的信念献出了生命。这个信念就是我们一代代人活着而且奋斗的理由。

　　参考文献：
　　[1] 莎土比亚全集五[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 第五幕第二场[M].莎土比亚全集五.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 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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