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除了极少部分在加入朱元璋前已经是元末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外,朱元璋的团队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同乡亲信,或是与他一般的平民百姓。
这样的团队,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便是“百无禁忌”。
所以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的群雄中脱颖而出,和这个团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草创时期,这些人都是可以同甘共苦的好伙伴,但随着天下的平定,大明的建立,有一些弊端也就随之暴露出来。
那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一部分因为和朱元璋亲近,因此为所欲为,另一部分则是在“骨子”里还带有落后的观念,和贵族所需要的状态还相差甚远。
后世有李自成打入北京,因为和兄弟刘宗敏太要好,刘宗敏强占陈圆圆导致本来要归降的吴三桂愤怒转头回山海关,而李自成也没有因为此事“处罚”刘宗敏,最终一步步地错了下去。
李自成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朱元璋却是早想明白了。
首先大明的江山是“朱家人”的,而不是功臣们都人人有份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要求事事都要自己“经手”,因此他不信任这些曾经的好伙伴们了,随着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过往的一切“和谐”都即将不复存在。
其次,这些功臣们大多数都是可以“共苦”,却不是可以“同甘”的人,这既是他们的背景决定的,也是朱元璋的为人决定的,但更多还是基于他们行事方式和大明的发展有着冲突,因此除掉他们就成为朱元璋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朱元璋的“改变”是从废除丞相开始的。
废丞相,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命题,自古以来,丞相便是“第二君王”,有更甚者把控朝政,所以相权和皇权相辅相成,但也是一对“矛盾”。
在洪武朝初,大明是有丞相的,胡惟庸、杨宪汪广洋、李善长都先后在这个位置上坐过。
本来还看不出来朱元璋对丞相“有意见”,但随着杨宪越来越“作死”,暴露出了丞相专政的弊端,其实丞相专政,放在很多皇帝身上都管用,奈何皇帝乃是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在一系列的观察后,处死杨宪。
杨宪之死,代表着朱元璋对丞相之位的审视,此后的汪广洋、胡惟庸、李善长,没有一个人是好下场的,这或许是巧合,但也可能是朱元璋的“意图”,丞相一脉全部被处死,朱元璋最终在胡惟庸案后彻底废除相权。
在对相权不满的时候,朱元璋也还在观察他的天下,那些和他打天下的亲信们的改变,朱元璋,时刻在收着一张“大网”。
洪武三年,朱元璋对一众功臣“封官进爵”,主要还是“加爵”。
对于还在世的功臣,从国公到侯伯不等,对于已经离世的人,从异姓王到国公不等,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了他的“家天下”计划,那便是让他的儿子们陆续拱卫南京,分封天下,一到了年纪,马上就藩为王。
在封爵的时候,朱元璋拿出了让他后世颇受争议的一样东西,那便是号称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
朱元璋的丹书铁券,也叫“金书铁券”,但这个东西却成为了笑话,因为拥有了金书铁券的人,反而被朱元璋一个一个近乎全部清除掉了。
丹书铁券,最早出自于刘邦之手,设置这种“免死金牌”,就有着很典型的“草根皇帝”的风格,因为他们起于微末凡尘,对于功臣的“感激”,只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历史上,获得刘邦丹书铁券的人大多数都有好下场,而朱元璋却玩出了新的玩法,这丹书铁券不是“免死金牌”,是朱元璋的“钓鱼牌”,他要看的,是谁在获得“免死”的保证后为所欲为,那么他就要清除这些人。
获得丹书铁券的一共有三十四人,其中便是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而这些人里,大多数后来都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处死或者架空了。
当时间来到洪武十三年,大明第一次“政治地震”爆发了,因为涉及到了胡惟庸“造反”之事,朱元璋发动“屠杀”程序,对一系列有所参与的人全部追责,几乎没有人逃掉杀劫。
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中,对功臣牵连最深的案件,在洪武八年时,廖永忠被处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嗅到了异样的变化,谁知道朱元璋果真没有放弃“注视”功臣们,而在胡惟庸死后,他的“案子”还没结束。
在洪武二十三年,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都因为十年前的胡惟庸造反案被牵连,十年之久,被指出当年和胡惟庸有所勾结,最后一一处死,他们的爵位被废除,荣华富贵化为泡影。
在这些人里面,比如陆仲亨就曾经因为“作风奢靡”被朱元璋训斥。
他们或许不是真的参与了胡惟庸造反案才被杀的,本身也许就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和瑕疵,但朱元璋“处死”的方式却是太过了些,而他们的死亡,也导致了建文帝时期的文臣武将的凋零。
随着时间推移,朱元璋“处理”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他是秉着正义之心来对待功臣们的,但是越到他年老,朝廷的人都已经不相信朱元璋是为了正义,更多的,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为了填补自己内心里的“不安感受”。
洪武二十五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心痛不已,同时他也害怕了,他害怕朱标死后,自己的后代无法驾驭王朝。
他自己就是一个平民百姓,知道终究会有人对他的出身毫无敬畏,于是他便发动“蓝玉案”。
蓝玉案,其实就是胡惟庸案在某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这个案子里面,蓝玉是否有霸占元朝后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涉及的人,乃是功臣以及功臣之后。
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还是决定把皇位传给嫡长子一脉,也就是让朱允炆成为“太孙”。
但在朱元璋心中,他的儿子们是非常可信的,反而是这些个外人、贪婪的功臣们是不可信的。
刚好他的想法和朱允炆就是一对“矛盾”,朱允炆天天想着“削藩”,身边却无能人可用,而能人,早就一大批一大批地倒在了朱元璋的手段下。
在漫长的洪武三十一年的时光里,唯有汤和、徐达等极少数人得以“善终”,其中徐达还被后人一度传为朱元璋以“蒸鹅”逼杀正在患有“背疽”的他而死,这事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但想必也是基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从而派生出来的野史。
大明开国六国公,也只有徐达之后人得以一直传承,其他的功臣们都凋零了,朱元璋所开创的大明,可以说是“过河拆桥”最明显的一个时代。
从最初的净化朝堂和家国环境,再到朱元璋为了保护江山和皇权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所有的改变,都是跟着朱元璋的人生轨迹来走的。
在历史上,跟着君王开江山的功臣们的缺点从来都不少,但反应最大的,的确也只有朱元璋一人。
这样的团队,有着很大的优势,那便是“百无禁忌”。
所以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的群雄中脱颖而出,和这个团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草创时期,这些人都是可以同甘共苦的好伙伴,但随着天下的平定,大明的建立,有一些弊端也就随之暴露出来。
那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一部分因为和朱元璋亲近,因此为所欲为,另一部分则是在“骨子”里还带有落后的观念,和贵族所需要的状态还相差甚远。
后世有李自成打入北京,因为和兄弟刘宗敏太要好,刘宗敏强占陈圆圆导致本来要归降的吴三桂愤怒转头回山海关,而李自成也没有因为此事“处罚”刘宗敏,最终一步步地错了下去。
李自成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朱元璋却是早想明白了。
首先大明的江山是“朱家人”的,而不是功臣们都人人有份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要求事事都要自己“经手”,因此他不信任这些曾经的好伙伴们了,随着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过往的一切“和谐”都即将不复存在。
其次,这些功臣们大多数都是可以“共苦”,却不是可以“同甘”的人,这既是他们的背景决定的,也是朱元璋的为人决定的,但更多还是基于他们行事方式和大明的发展有着冲突,因此除掉他们就成为朱元璋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朱元璋的“改变”是从废除丞相开始的。
废丞相,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命题,自古以来,丞相便是“第二君王”,有更甚者把控朝政,所以相权和皇权相辅相成,但也是一对“矛盾”。
在洪武朝初,大明是有丞相的,胡惟庸、杨宪汪广洋、李善长都先后在这个位置上坐过。
本来还看不出来朱元璋对丞相“有意见”,但随着杨宪越来越“作死”,暴露出了丞相专政的弊端,其实丞相专政,放在很多皇帝身上都管用,奈何皇帝乃是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在一系列的观察后,处死杨宪。
杨宪之死,代表着朱元璋对丞相之位的审视,此后的汪广洋、胡惟庸、李善长,没有一个人是好下场的,这或许是巧合,但也可能是朱元璋的“意图”,丞相一脉全部被处死,朱元璋最终在胡惟庸案后彻底废除相权。
在对相权不满的时候,朱元璋也还在观察他的天下,那些和他打天下的亲信们的改变,朱元璋,时刻在收着一张“大网”。
洪武三年,朱元璋对一众功臣“封官进爵”,主要还是“加爵”。
对于还在世的功臣,从国公到侯伯不等,对于已经离世的人,从异姓王到国公不等,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了他的“家天下”计划,那便是让他的儿子们陆续拱卫南京,分封天下,一到了年纪,马上就藩为王。
在封爵的时候,朱元璋拿出了让他后世颇受争议的一样东西,那便是号称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
朱元璋的丹书铁券,也叫“金书铁券”,但这个东西却成为了笑话,因为拥有了金书铁券的人,反而被朱元璋一个一个近乎全部清除掉了。
丹书铁券,最早出自于刘邦之手,设置这种“免死金牌”,就有着很典型的“草根皇帝”的风格,因为他们起于微末凡尘,对于功臣的“感激”,只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历史上,获得刘邦丹书铁券的人大多数都有好下场,而朱元璋却玩出了新的玩法,这丹书铁券不是“免死金牌”,是朱元璋的“钓鱼牌”,他要看的,是谁在获得“免死”的保证后为所欲为,那么他就要清除这些人。
获得丹书铁券的一共有三十四人,其中便是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而这些人里,大多数后来都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处死或者架空了。
当时间来到洪武十三年,大明第一次“政治地震”爆发了,因为涉及到了胡惟庸“造反”之事,朱元璋发动“屠杀”程序,对一系列有所参与的人全部追责,几乎没有人逃掉杀劫。
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中,对功臣牵连最深的案件,在洪武八年时,廖永忠被处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嗅到了异样的变化,谁知道朱元璋果真没有放弃“注视”功臣们,而在胡惟庸死后,他的“案子”还没结束。
在洪武二十三年,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都因为十年前的胡惟庸造反案被牵连,十年之久,被指出当年和胡惟庸有所勾结,最后一一处死,他们的爵位被废除,荣华富贵化为泡影。
在这些人里面,比如陆仲亨就曾经因为“作风奢靡”被朱元璋训斥。
他们或许不是真的参与了胡惟庸造反案才被杀的,本身也许就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和瑕疵,但朱元璋“处死”的方式却是太过了些,而他们的死亡,也导致了建文帝时期的文臣武将的凋零。
随着时间推移,朱元璋“处理”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他是秉着正义之心来对待功臣们的,但是越到他年老,朝廷的人都已经不相信朱元璋是为了正义,更多的,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为了填补自己内心里的“不安感受”。
洪武二十五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心痛不已,同时他也害怕了,他害怕朱标死后,自己的后代无法驾驭王朝。
他自己就是一个平民百姓,知道终究会有人对他的出身毫无敬畏,于是他便发动“蓝玉案”。
蓝玉案,其实就是胡惟庸案在某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这个案子里面,蓝玉是否有霸占元朝后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涉及的人,乃是功臣以及功臣之后。
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还是决定把皇位传给嫡长子一脉,也就是让朱允炆成为“太孙”。
但在朱元璋心中,他的儿子们是非常可信的,反而是这些个外人、贪婪的功臣们是不可信的。
刚好他的想法和朱允炆就是一对“矛盾”,朱允炆天天想着“削藩”,身边却无能人可用,而能人,早就一大批一大批地倒在了朱元璋的手段下。
在漫长的洪武三十一年的时光里,唯有汤和、徐达等极少数人得以“善终”,其中徐达还被后人一度传为朱元璋以“蒸鹅”逼杀正在患有“背疽”的他而死,这事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但想必也是基于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从而派生出来的野史。
大明开国六国公,也只有徐达之后人得以一直传承,其他的功臣们都凋零了,朱元璋所开创的大明,可以说是“过河拆桥”最明显的一个时代。
从最初的净化朝堂和家国环境,再到朱元璋为了保护江山和皇权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所有的改变,都是跟着朱元璋的人生轨迹来走的。
在历史上,跟着君王开江山的功臣们的缺点从来都不少,但反应最大的,的确也只有朱元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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