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人物评价

历史上，关于童贯的评价呈现出多元性，这源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历史叙述的主观性。每个人的行为并非黑白分明，历史的真面貌往往难以一概而论。童贯作为北宋的宦官将领，其形象在史书中因作者的立场和选择性叙述而有所变化。他的才干与劣迹都被不同程度地强调或忽视，这使得对他的评价充满了争议。

北宋的兵制，如募兵制和兵权分割，原本旨在防止军阀割据，然而童贯的行为，如招募亲军和敢于不奉诏，实际上挑战了制度的界限，他的存在被视为制度外的产物。岳飞等人的军事特点，也反映了当时兵制的局限和将领权力的受限，而童贯的被杀，不论其本意如何，都符合了宋朝对将领权力的猜疑和限制政策。

宦官掌兵在北宋并非偶然，童贯和李祥等人的例子显示，宦官在前线的军事作用不容忽视。宋朝对宦官的管理相对严格，虽然他们常被质疑，但总体上并未形成单独的宦官体系，而是作为文官系统的一部分参与政务。童贯的军事权力，更多是个人职位变动的结果，而非制度破坏。

童贯的死亡，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如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角力，以及对祖宗法规的坚守。他的结局，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北宋末期政治矛盾的缩影。流传的歌谣“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反映出民间对他们的负面评价。

童贯（1054—1126），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人；北宋权宦，“六贼”之一，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七年，金兵南下，他由太原逃至开封，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被处死；《宋史》列为“奸臣”；童贯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的宦官；是被册封为王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