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接管明政权，四月二十九日称帝，第二天逃亡西安。前后算起来，李自成在beijing城共待了42天。时间虽短，但大顺政权在beijing还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正式对明朝官制进行了改革。明内阁改为天佑殿，翰林院改为弘文院，六部改为六政府，文选司改为文谕院，六科给事中改为谏议，十三道御史改为直指史，太仆寺改为验马寺，尚宝寺改为尚玺寺。废除了詹事府，裁并太常寺、鸿胪寺，所管事务归礼政府。地方官巡抚改为节度使，布政司改为统会，兵备改为防御使，知府改为府尹，知州改为州牧，知县改为县令。
对明朝军事制度所作的改革为：五军府改为五军部，正总兵改为正总权，副总兵改为总制，守备改为守旅，把总改为总旗。限定太监的人数不超过千人。大顺政权在襄阳和西安已经两度组建政府，至此，国家机构更加完备化。这一制度比明朝时期精简，一时为农民利益服务，有个新的面貌。
这一天还公布了对原明朝官员的任命。仕明三品以上官员仅有个别人得到录用，如原兵部尚书侯恂授工政府尚书，原工部侍郎叶初春、礼部侍郎杨汝成、户部侍郎党崇雅均授原官。大顺政权把录用的重点放在四品以下的原明官员。
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录用49人。主要有：庶子杨观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很快升任礼政府尚书，检讨梁兆阳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项煜授大理寺丞，谕德韩四维授弘文院修撰，庶吉士周钟授检讨；史可程等10人仍授原官；检讨傅鼎铨、庶吉士王自超、待诏高来凤，俱改授从事。还有一些翰、詹官员改授外任官。
原明科道官录用27人。六科给事中的授职大致情况是：刘昌为太常寺卿，高翔汉为都直指使，戴明悦、光时亨、申芝芳、朱徽、彭琯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主要有：涂必泓、蔡鹏霄为直指史，卫桢固、裴希度改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也有一些外任的。
原六部官员共录用65人，其中著名的有：礼部郎中刘大巩授大理寺卿，吏部员外郎金炼色授谏议，户部主事张鸣骏授直指使。六部官员改外任的均以郎中或主事改授县令。
原明地方官员录用的有：顺天巡抚宋权授顺天节度使，豫楚总督任浚授四川防御使，山西布政使参议王则尧授顺天府尹，陕西监军道陈之龙授陕西节度使，河南驿使道吕弼周授淮安防御使，周寿明授扬州防御使等，计约十余人。
据《小腆纪年附考》的统计，约有200人被录用为大顺政权官员。而有的文献记载原明朝廷中史馆办事、京营卫幕杂流、各卫指挥、千百户、各衙门效劳听用，候缺官及举人、生员等俱投递职名，希望被录用。二十三日一天，于午门外听用者即多达4000余人，大约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那些没有得到官职的原明官员四处活动，希望自己在新朝能捞到一官半职。他们走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的门路，也有不少人到牛金星、宋献策那里钻营。beijing城里的原明官员，为了能挤进大顺政权，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算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些进士出身，平日里标榜气节的人，并非一定要从一而终，他们力求寻找各种理由为其行为辩护。吏部官员王孙蕙在大顺军入城时告诉家人不必害怕，“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他命家人取来竹竿，拴上黄布，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九个大字，悬挂门前。
少詹事项煜则理直气壮地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兵科给事中龚鼎孽，新娶秦淮名妓顾媚为妾，每见人则称：“我愿为明朝殉死，奈何小妾不肯！”
不过，原明官员们费尽心机的钻营并未取得好的效果，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明确告诉他们：大顺政权不是明朝的延续，录用部分明朝官员乃是稳定beijing城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已，如果你们想托庇新政权继续作威作福，那就大错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