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可算是一有作为皇帝了。
他定都金陵，在扩张中逐步建立起以汉人为参与主体的领导上层组织，使得很多不得志的汉族知识分子得以步入宦途；在根本操控长江以南区域后，其又出兵扫荡元朝在华夏的实力，克复了燕云十六州，一雪过往汉民族的“失地之恨”；他还废除了原先蒙古人所建立的轻视汉人的“四等人制”，使得汉人重新得到平等的对待。
通过这些，有人得出一个定论——朱元璋为一汉民族主义者。但是在笔者看来，此观念是极端片面的。
朱元璋的对手首要是汉族割据实力
朱元璋由一皇觉寺出家的小和尚参与白莲教领导的起义师时，其初衷并未涉及到“推翻蒙元”那样的雄伟宏愿，而仅仅是因为参与起义师的发小给其所写函件遭走漏，其忧虑官府追捕才参与义师，但其却能很快凭借着长期漂泊江湖所积累的社会经历从起义师中锋芒毕露，逐步独立于原先义师系统而别出心裁，然后拉开了其政治生计的序幕。
那么问题来了，其面对的首要敌人便应当是蒙元政府军。但事实上，其所面对的首要敌人却恰恰是同为“汉人”的当地割据军阀实力，而真实同蒙元政府的直接对立，却已经是操控大半个我国后的事。
蒙元政权因其本族人数量之少，使其在操控我国过程中不得不很多招募汉人从军来操控当地，但即使如此，其力所能及的操控区域仍是较为有限的。在红巾军起事后不久，起义师的实力便扩张到直隶区域（今河北一带），极大的震动了元政府，但也使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面对元朝戎行的主力的层层包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是刘福通等的尽力招引了元军的主力，然后直接的为朱元璋扫平群雄赢得了时刻，而元军主力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又频频堕入内讧，使朱元璋得以愈加顺畅的进行扫荡群雄的工作。而称朱元璋活跃反抗蒙元的民族压迫，显然是与其实践作为毫无相关了。
对待蒙元旧部宽柔
在推翻元政权操控后，其在对待前蒙元政权的情绪上反而变得愈加的“谨慎与稳健”。在得知占领元大都的音讯后，其当即传旨“要注重对蒙元旧臣的拉拢与保护”，并保留了一部分元廷旧臣的职位以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举办庆功大典前，其又专门照顾故元旧臣不要到会，再一次反映了其对儒家所建议的“一臣不事二主”理念的信守与保护；在其听到有大臣抨击蒙元政权无能漆黑时，其又加以劝止并宣称“咱们的祖辈皆赖其所养，没有他（元朝）怎能有咱们的今日”。可见得朱元璋关于蒙元的情绪仍是比较客观的。
因而，与其说朱元璋为一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多的为一实干的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更多的是一种以自我民族为优的感爱取向上的定位，而一成功的政治家显然是不会遭到“民族尊卑论”这么理性化取向的操控与捆绑的，朱元璋的成功之道也便在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