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读书笔记,满意加分!

必须有刘关张诸葛曹操的人物分析,还要有100字精美片段,一共500字

  刘备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关羽除了“忠”之外,《三国演义》尤其突出了“义”的思想。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辽义说关云长、刘关张古城聚义、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翼德义释严颜。毛本另外还有第14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10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的标题。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者诗赞、论赞,去鼓吹“义”的就更多了。

  《三国演义》中的“义”,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内涵。仅就“桃园三结义”的誓词说,其中就有“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兄弟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情义,等等。就人物说,小说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关于“义绝”的形象。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称关羽是“三奇”之一的“良将”,是“三绝”之一的“义绝”。说关羽“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我们以为,作为“义”的化身,关羽终生守义,可谓义迹斑斑。但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是毛宗岗提出的两点:一是千里寻兄“报主”的“忠义”,二是华容释曹“酬恩”的“信义”。

  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的故事,一向为人称道。在曹营,尽管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产生丝毫归顺曹操的念头。接过赤兔马,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接受了锦缎战袍,仍要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利取义、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关羽华容释曹,在作者看来,更是“义薄云天”。因为重信守诺、知恩必报,向来就是“义”的重要表现。关羽当初兵败被俘,虽然最终未被曹操极为优厚的待遇彻底迷惑,但对曹操的所谓“新恩”,其实也并未完全舍弃,因而总有点不能忘怀。他在当时的辞曹信中就这样说过:“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不杀关羽,“使归故主,以全其义”,成就了关羽“义”的美名。于是,有感于“丞相之恩,深如沧海”的关羽,不仅替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了袁绍的白马之围,特别是在赤壁火起后,在华荣道一手“义释”了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曹操。这里,关羽冒死释曹,以私废公,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是在关键时刻不顾军命,不讲原则,认敌为友,放虎归山,犯了政治上、军事上绝对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关羽,他也并非不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事前曾和诸葛亮立过军令状,军中无戏言,违令是要杀头的。关羽在曹操求命时,正面临着“忠”与“义”的剧烈冲突:放走曹操,这是对刘备不忠;不放曹操,这显然又是忘恩负义。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最后还是舍“忠”取“义”,以“义”为上,放了曹操。对于关羽此举,作者极为赞赏,说他是“义重如山”,还引诗称赞他是:“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是“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应该说,舍忠取义,以义为上,这已不是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原意。按儒家通则,“义”应该服从“忠”,因为“忠”的对象毕竟是君父。而这里特别强调重信守诺、知恩必报的“义”,显然来自民间的传统。民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主要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回报和温情,这种“义”体现了利益交换的原则,因而在当时市民百姓中是广被认可、并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若从儒家以传统道德为价值中心的文化背景考察,关羽的冒死释曹,也符合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动机的纯正,不计后果如何,这正是儒家一向提倡的道德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羽释曹也受了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良将中第一奇人”,不同的阶级都可在他身上找到有用的东西。因此,关羽不仅统治阶级那里一再被封,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孔夫子为“文圣”,关夫子为“武圣”;而且在民间又由“圣”而“神”,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在关庙前,代代都是庙宇遍天下,香火满人间。

  张飞 张飞(167?—221),字益德(《三国演义》中字翼德),涿郡涿县人(今河北涿州)。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老三。166年出生,221年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

  张飞,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吓死夏侯杰。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221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后人有诗叹道:

  安喜曾闻鞭督邮,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飞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

  张飞为人勇猛,曾率二十骑兵于长坂坡吓退曹军。而且书法不错,擅画美人,现今仍有其墨宝、画像留下。张飞对有学问的人很礼遇,如刘巴初降,张飞立即到其家拜访,但刘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张飞虽然气愤,但没有抱怨说一句。张飞也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将严颜收为将领。

  可是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不听。果然张飞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

  诸葛亮;诸葛亮
  认识诸葛亮在青年时期就有远大抱负和卓越见识,从中受到启发,立志培养自己成为有用人才。
  诸葛亮
  高扬“忠义”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忠臣义士的形象,对他们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行为,大加赞美,以此来张扬“忠义”思想。前人曾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忠义者,演义之功也。”(清·王侃《江州笔谈》)

  说到“忠”,首先自然要说到诸葛亮。诸葛亮形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忠贞”,对蜀汉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23)。当初他隐居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经刘备三顾茅庐,虽“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在长达近百年的三国历史中,诸葛亮的活动虽只有二十七年,但在小说中却占了一半以上的文字,即从第38回诸葛亮出场的“隆中决策”,到第104回的“丞相归天”,共有66回的篇幅,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离世后“魏都督丧胆”的余威。这将近70回中,又有一半以上的章回是专门写诸葛亮事迹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还没有第二个。因此,郑振铎曾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三国演义的演化》)。

  的确,小说中的诸葛亮是最具魅力、最有光彩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忠臣贤相的所有美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全部胆、识、才、智。通过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寄托着作者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

  诸葛亮性格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忠贞,二是智慧。

  诸葛亮的忠贞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当初他隐居隆中,虽经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的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当然,构成诸葛亮形象的另一基本要素更在于他的足智多谋。他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早在隐居隆中时,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透辟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的战略思想。要刘备北让曹操占天时,东让孙权占地利,而蜀汉只能占人和。当时刘备因为屡吃败仗,檐下借居,正走投无路,忽然有这样明眼人的指点,使他眼前豁然一亮,从心底感激佩服。自此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形同鱼水。诸葛亮不仅有隆中高论,而且能实际用兵。第一次在博望坡就出奇制胜,以区区九千人马,一举用火烧退了曹操部将夏侯敦的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扭转了刘备集团长期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使得当初就对他冷眼旁观、并不服气的关羽、张飞,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拜服”再三。这样,诸葛亮很快就在刘备集团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

  火烧博望后,接着又火烧新野,诸葛亮再次用火攻把曹仁、曹洪的大队人马烧得焦头烂额。终于激起曹操重整旗鼓,统雄兵百万,率上将千员,假称帝命,逼近长江,要与东吴孙权联盟共伐刘备。面对曹操强大的实力和声势,东吴集团文官们都主降,只有一部分武官主战。这时,诸葛亮为了贯彻联吴抗曹的战略,又顶着危险,只身到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力驳群儒,语惊四座。接着又用激将法,智激周瑜和孙权,最终争取了东吴这个强有力的军事同盟。然而,也就在此时,诸葛亮的精明智慧引起了周瑜的嫉妒不安,他三番五次找机会想杀掉诸葛亮。但诸葛亮凭着他的足智多谋和豁怀大度,虚与周旋,每次都巧妙地躲过了谋害:先是周瑜派诸葛亮去乌巢劫粮,断曹操的粮道,目的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诸葛亮,结果却被诸葛亮巧妙地以言相激,点破劫粮必备擒的后果,并通过鲁肃告诫周瑜应以拒曹为重,不要相互谋害。接着是群英会,曹操派蒋干说降周瑜,不想自作聪明、愚不可及的将干反被周瑜愚弄,最终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周瑜对此计非常得意,以为别人不知,实际早被诸葛看破。于是周瑜再设障碍,令诸葛十天之内造十万只箭,想以此难住对方,进而对诸葛军法从事。但诸葛亮胸有成竹,利用大雾横江,草船借箭,仅三天就赚获了曹军羽箭十万只。后来周瑜又用苦肉计,把黄盖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厥。为的是借此让黄盖去诈降曹操。周瑜这一计人人莫名其妙,就连鲁肃也蒙在鼓里,但诸葛亮却冷眼旁观,心内有数。在周瑜安排下,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赤壁大战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得意中的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接着就口吐鲜血,卧病不起。这时,又是洞察一切的诸葛亮看透了此时周瑜得的是心病:因为在隆冬十月,西北风正盛,东吴放火要烧北方曹操的战船,无异于玩火自焚,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又是诸葛亮筑坛祭东风,这才使火烧赤壁一举告捷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主张“亲刘贬曹”,把曹操写的奸诈狡猾、无恶不作。但是,在我眼中曹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汉末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府腐败不堪,董卓、吕布、袁绍等一干狼豺虎豹更加使老百姓民不聊生。此刻,平时那些所谓英雄或默不出声或献媚与袁绍等人。而曹操,一个小小的宦官之子却抱着为天下除害、国家分忧的宏伟大志,到处招兵,搜寻人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大破袁绍,使对方溃不成军,无力反击。难怪后来曹操曾说过:“这天下若不是我曹孟德,不知道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啊!”
  曹操不但有勇、有志,而且有谋。董卓当权时期,败坏纲纪。曹操便夜带七星宝刀只身前往行刺,其勇气不下于荆轲,行刺失败时,董卓怀疑他,他又随机应变说是来献宝刀,骗过董卓后变星夜飞离京城。“破黄巾,灭袁绍,平袁术,诛吕布,败张鲁,收刘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切不正是说明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段吗?
  曹操爱人才是自古有名的,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进入持久战,两方都暗自不动,曹方粮草就要耗尽,士兵们士气低落。这时,袁绍的某士徐攸因不满袁绍而投奔曹操,据《三国演义》的记载:“操跣足而出。”“跣足”就是光着脚的意思,且不说曹操的用意如何,他的样子,就足够让人明白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了。
  曹操曾请求许邵给自己做一评价,许邵便答:“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的,曹操是一个奸雄,但也是一个强人,他有巧取豪夺的能力,横冲直闯的勇气,抑强扶弱的智慧。他的出现,正是这个时代所必需的选择。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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