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江西官员如何不堪冯梦龙我们来看看《金瓶梅》中是怎么描述江西人的。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府中接待蔡御史、宋巡按,这个蔡御史刚点了两淮巡盐御史,是西门庆搞盐业贩卖需要巴结的官儿;宋巡按的官职全称是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相当于山东省纪委书记,西门庆要想在官场大有所为,更是巴结须臾不可离。上次西门庆收受苗青贿赂一千两银子,就是被当时的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弹劾,西门庆急忙到蔡京处送礼才化险为夷的。所以,西门庆此次安排下酒宴、歌舞戏文,费了足有千两金银。这个宋巡按字乔年,号松原,受蔡京指使暗中陷害曾孝序,使其先被降级使用,后又被罢官流放岭南,可见不是什么好鸟。这宋巡按在西门府坐了没多大会儿,就起身要走。蔡御史和西门庆都再三挽留,宋巡按只说是还要到察院去处理公事,还是走了。临走,西门庆把一桌酒席和金银餐具打包送给了宋巡按。
蔡御史来时还送了个见面礼:两端湖绸,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而这个宋巡按全没有这些礼数,只递上一单拜帖。在《金瓶梅》里众多与西门庆交往的官员中,像宋巡按这么抠门的,这也是惟一的一个。书中先是说宋巡按是“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后面西门庆对其行为不解,问蔡御史“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蹊跷”。蔡御史解释道:“他虽则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蹊跷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好像是有点偏袒他,说他虽然是江西人,但还不像其他江西人那样,只是初次相会,有些装模作样、端端架子罢了。
别看这个宋松原貌似清廉,但在第七十四回中,在宴席上他看到西门府中的一座八仙捧寿的鎏金鼎,夸奖不已,说曾写信叫当地官员捎来一只,送给当朝蔡太师,一直尚未送到。这西门庆岂是吃干饭的?这不是上峰暗示看中你这座鎏金鼎了吗?于是,西门庆下来就悄悄差人把八仙鼎送到了察院中。接着西门庆把荆督监(收了人家二百两银子)和吴大舅升职一事提了出来,宋巡按满口答应。宴请侯巡抚诺大一酒席,宋巡按与手下只拿出十二两银子分资(份子),当然吃的就是你大户西门庆了。于是这一出各得其所的权钱交易就悄悄地做成了。
明代江西多高官
自明太祖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明代历任首辅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历任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因为权倾一时,自然得罪人也不会少。
再看看内阁中的历届阁臣分布。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说明江西人在官员里人数多,影响大。
再从明代的官员储备库——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苏十八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这就很容易看出些问题了。江西人在内阁中人数多、势力大,再加上嘉靖朝出了个权倾一时首辅严嵩,仗势欺人,官声不好,也就难免有人侧目了。
同乡在朝好办事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
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演绎了一段纷争,其中人物的身份颇具意味,实际上代表了民间的共识: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可见两省的旗鼓相当。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但也有很多官员因此对江西人怀有成见,比如张居正就不大喜欢江西人,所以时任礼部尚书的张四维看准张居正的这一点,就把当年应考的江西举子汤显祖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尽管他的试卷花团锦簇,但颇有些恃才傲物,谁知政治歧见竟使得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
王世贞与江西人的恩怨
那么对兰陵笑笑生来说,必有更加直接的原因才会使他对江西人怀有不可释怀的黑暗印象。这又使我们想起那个关于王世贞与《金瓶梅》的传说,那个与江西人严嵩有关的传说。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有一段这样的传说: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嘉靖帝处死的王忬。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其权势昌炽时,颇好书画古董雅事。时任蓟辽总督的王忬家藏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就向王忬强索。时严嵩为首辅,其子严世蕃为工部左侍郎,谁人得罪得起。王忬于是“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图卷中“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事情败露后,严嵩父子对其怀恨在心。此时恰因王忬以“滦河之变”戍边不力,嘉靖帝大怒,遂将王忬下狱,严嵩于是上奏本将其害死。“世贞与世懋日匍伏嵩门,涕泣请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请救。诸贵人畏嵩,终不敢言”(《明史》卷二七八《王世贞传》)。
正史不载《清明上河图》事,但王忬之死确与严嵩有关。为宣泄心中怨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严嵩口诛笔伐,严嵩从此落下奸臣的声名。
另外,严嵩还利用收复河套之事,谋害曾经举任过他的前任首辅夏言,先是夺去夏言官衔,后向嘉靖帝进谗言,把夏言推至西市斩首。这就是世传严嵩这个江西人干的坏事。不过近年来历史学界颇有些为严嵩翻案的势头,比如曹国庆先生就认为严、王之争和严、夏之争均为嘉靖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动阁臣之间争斗的权谋,严嵩总体大德不亏。“嘉靖时的阁臣中,张璁三进三出,费宏、桂萼二进二出,杨一清、李时、方献夫、翟銮、顾鼎臣由首辅退居次辅,俱被世宗玩弄于股掌之间”(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
明季首辅任期最长者是杨士奇,二十一年;此外就是严嵩了,十五年。在《明史》中严嵩是入了《奸臣传》的。清朝修《明史》写严嵩传时多吸收了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说严嵩的升迁,多为“私之”、“臾之”、“躐得之”而得: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总之是朝中有人(同乡)好办事。王世贞恨透了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江西奸党,因而也捎带着恨上了其他江西人。严嵩倒台没多久,一部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的八幕剧《鸣凤记》便流传开来,其后王世贞又有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问世,骂这父子二人是“朱蛇”、“贪狼”。
而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关系,据《寒花盦随笔》载:“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后又说世贞以毒药粘于纸角,诱使严世蕃的走卒唐顺之日夜观赏以指沾唾液翻书中毒而死,情节颇荒诞离奇。
但诞生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既以蔡京影射严嵩,那这个作者必是与严嵩有深仇大恨之人。既然吴晗先生已撰文否定了王世贞家中曾藏过《清明上河图》,因而也否定了《金瓶梅》是王世贞所作,那么它的作者我们也必须从与严嵩有大仇者中间来找。
有明一代,共先后设立过53位首辅,其中江西籍的首辅就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
是什么导致江西人在明朝高官众多呢?原来,江西是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红土地,这里的人们很崇尚读书,热衷于赶考。这种现象可以从明代的进士榜中不难看出端倪。据资料统计,江西进士竟多达3148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这在全国也是奇迹。
也许正是由于考中进士的人数众多,导致了能够上状元榜的,江西人也始终排在前列。明朝所有状元,江西是19人,与浙江并列第一;江苏18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其余的都在一位数。
按照明朝用人机制,很多高官都是直接从科考中选拔,故而江西籍高官较多,就是不奇怪的现象了。
自明太祖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明代历任首辅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历任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因为权倾一时,自然得罪人也不会少。
再看看内阁中的历届阁臣分布。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说明江西人在官员里人数多,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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