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主要需要了解先秦、汉、唐，近古时期的不需要
最好能附上相关的文献出处，谢谢
叫商贾。
商贾是古代对商人的称呼，释为行商坐贾 ，行走贩卖货物为商，坐着出售货物为贾，二字连用，泛指做买卖的人。
历史沿革：
商朝时期，已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群体。
周朝灭商后政府允许商朝遗民继续做买卖，并称之为商人，当时商人受严密监视。其后商人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沿用重农轻商的政策。
唐朝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商人地位再度提高。其后商人地位再次受打压，并形成“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令商人地位严重受打击。中华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工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更成为爱国救亡的主力军，至今商人已属于社会较上层的人物。
扩展资料：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贾，个个都是富可敌国，马云根本不算啥！
1、富甲陶朱——范蠡。
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2、营国巨商——吕不韦。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
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
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
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
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
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
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
3、官商大鳄——桑弘羊。
在中国历史上，桑弘羊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著名的理财家，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秉持工商富国思想，极力主张和践行工商官营，主持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作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对政府管理和军事外交亦作出过较大贡献。
根据《汉书·食货志》，盐铁官营等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未变，只是在汉元帝时一度废除。桑弘羊尽管被杀，他的财政措施依然被继续推行。到了成哀时期，随着官营垄断政策的控制逐渐松弛，对桑弘羊及其理财措施的评价越来越趋于完全否定。
桑弘羊之所以受到许多谴责，除了“榷利”政策的影响，还在于他的理财措施极大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商贾的利益。他许多政策不仅在西汉中期垄断了工商业经营，堵塞了许多人的财路，由于他为后世树立了“言利”的榜样，其理财措施也被历代王朝纷纷效仿，因而招致后人责难就不足为怪了。
4、实业巨子——张骞。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5、商界巨擘——盛宣怀。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
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
第一个勘矿公司；
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6、第一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备受欢迎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
7、火柴大王——刘鸿生。
刘鸿生（1888—1956），中国近代实业家。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农历三月初五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
此后，刘鸿生将其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业。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
抗日战争时期，刘鸿生在香港、重庆和兰州投资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一度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鸿生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8、家族首富——孔祥熙。
孔祥熙（1880年9月11日－1967年8月16日），字庸之，号子渊，山西省太谷县人，祖籍山东曲阜，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孔子的第75世孙。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亦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
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岳父是宋嘉树。孔祥熙与宋子文、蒋介石为姻亲关系。孔祥熙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政绩有改革中国币制，建设中国银行体系，加大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
9、地产大王——徐润。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
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
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
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双栖勇士——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汉族，浙江青田人，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资信业第一人。
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创办《新评论》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等职。1945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务委员。
1949年9月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章乃器将收藏的1192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名留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内的“景仁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商贾
商朝时期，已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群体。周朝灭商后政府允许商朝遗民继续做买卖，并称之为商人，当时商人受严密监视。其后商人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沿用重农轻商的政策。唐朝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商人地位再度提高。其后商人地位再次受打压，并形成“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令商人地位严重受打击。中华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工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更成为爱国救亡的主力军，至今商人已属于社会较上层的人物。
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买卖人称作“商人”，把做买卖这个行为称作“经商”。“商人”，古已有之，他们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韩非子在他的《五蠹》中将工商之民称为“五蠹”之一，是社会的蛀虫。在整个《二十四史》中没有单独为商人立传，只是在《食货志》、《货殖列传》中提到一些商人。
早在4千年前，帝喾次妃简狄，因吃玄鸟而生阏(ē)伯，故《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阏伯便是商的始祖。阏伯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上“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于是王亥便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称他们为“商人”。从此“商人”一词作为“买卖人”的代称一直沿袭至今。
商人的别称
中国的传统之一是许多行业都有“祖师”。如木匠中的鲁班，教师中的孔子等等，每每被后人提及，有口皆碑。遗憾的是：商人的祖师白圭却早已被人遗忘。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周代人，经营有方，乐观时变。昌言“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远在两千多年前，白圭已经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和薄利多销的原则，并指出商人应具备“智勇仁强”四项基本条件。循名责实，白圭丰年买进粮食，供应丝漆。蚕茧上市时则收购丝织品而供应粮食，把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白圭不仅勤于思考善于应变，还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是故司马迁赞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治生”就是经营家业，谋生计。司马迁在此指经商货殖。
无奈高瞻远瞩若太史公者，在130卷《史记》中亦将《货殖列传》排在第129位，后面仅有一篇类乎跋语的《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已将商人列为最后，可见轻商的观念早巳形成，决非偶然。
清代赵翼《陔馀从考·九儒十丐》中记载：“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元代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又曰：“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儒生位于娼妓和乞丐之间，虽欠雅观，毕竟未入卑贱者流，但“商”连列名的份儿都没有，只能并人“民”的门下。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是国之石民。可这四根柱石中，“商”依然是列在最后。“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十钱。”“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古代当权者或是囿于对商业贸易的认识有限，或是力保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亦或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对封建社会的侵蚀和解体作用，因此，无不重唱“重农轻商”的老调，处心积虑地将农、工、商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使起源很早的我国商品经济走上了一条百步九折的艰辛之路，影响直至今日。
“商人”一词被《辞源》解释为“赎卖货物求利的人”，例子为《左传·僖公三年》中“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殊不知弦高恰恰是春秋时著名的爱国商人。郑穆公元年(前627年)，弦高路经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遇上前往偷袭郑国的秦军，弦高假托君命以四张熟牛皮及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并速派国人回郑告急。后来秦将见郑国已有准备，随即退了兵。郑穆公以保国之功赏之，他拜而不受，率族徙居了。可见这位“商人”并不是只知一己私利的所谓“买卖人”。
商人在过去总称为“商贾”。《周礼》：“六日商贾，阜通货赌。”郑玄注：“行曰商，处曰贾。”意即赎卖之类与“行”有关的叫做“商”，而坐以售货等可以“不动”者叫做“贾”。汉代王符《潜论》卷一“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说商人以货物流通为本，以贩卖奇珍等急用之物为末。
市肆中的商人则称为“市贾”。《左传·昭公十三年》：“同恶相求，如市贾焉。”对商人的厌恶溢于言表。小商人又叫“商贩”，现在多指那些现买现卖的做小生意者。碧野《盐湖之夜》：“十七岁上，他就跟着一个商贩当小伙计进了新疆。”
古代城邑之中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叫“市井”，后代指商人，所以，商贾又叫“市井”、“市井人”。南宋鲍照《行乐至城东桥》：“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也是将商贾视为营营苟苟、寸利必争之人。
小商贩则又低一等，叫“市井徒”。唐代李密《淮阳感旧》：“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虽不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褒扬，也仍然流露出对“市井徒”和“刀笔吏”的轻视。
“市侩”原为对中间商的称呼，后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特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回：“你想市侩要人官场，那里懂得许多。”
店主、经理又叫“掌柜”或“掌柜的”。曹禺《北京人》第二幕：“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
“散商”二字有两个意思。一是清代官府于垄断行业特许商人中指定一二殷实富户为首领，称为“总商”，其余则为“散商”。二是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外的外国商人，即所谓“自由”商人，也叫“散商”，又称“港脚”。清代魏源《筹海篇》四：“西洋互市广东省十余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散商者，各出己资，自运自集，利害皆一人独当之。”
利用地区间价格的差异，从事商品贩卖以获利的单人商贩旧称“单帮”，因其未加入商业行帮而得名。京剧《芦荡火种》(后来改编后名为《沙家浜》)中阿庆嫂对胡司令说丈夫阿庆“又到上海跑单帮去了”。
同时，往来于各地运货贩卖的商人又叫“客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江边烽火台上守台军盘问时，吴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风，到此一避。”’流动的商人又叫“商旅”或“行商”。唐代元稹《遭风》诗：“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
“老板”又作“老版”，指工商业的业主及其代理人。鲁迅《书信集·致郑伯奇》：“版税请交内山老版。”夏衍《包身工》：“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在解放前，“老板”还是对于不相识者的敬称，解放后几近绝响。自商品经济大潮滚过，“工农兵皆学商”，“老板”一称又成为许多行业的通称。比老板气魄小一点的是“店主”或叫“店东”，是旧时对店铺主人的称呼。
大富豪古称“豪民”。《汉书·食货志》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即收成对半开。
对某一地方或某一行业的有势力的人则称为“大亨”。李镜池《周易·通义·乾》：“亨，通也。”做生意当然要图个大吉大利，所以当初“大亨”二字并无贬意，只是后来由于对贫富不均的反感，才使其渐渐染上贬义。
晋代葛洪《抱朴子·擢才》：“结禄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陶猗”指古代富人陶朱和猗顿，而“结禄”、“玄黎”都是宝玉名，意为结禄玄黎一样的珍宝，不是陶猗那样的巨富是买不起的。
“陶朱公”指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远去，至陶，自称陶朱公，经商致富，后人便以“陶朱公”代称富人了。如此看来，深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道理的范大夫反倒是最早“下海”的先躯了。
在大工业社会，垄断了某种事业的巨商又称为“大王”，如“石油大王”、“橡胶大王”等。茅盾《子夜》说：“就是公债大王赵伯韬，有名的大户多头?”
旧时居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旧称“侩”、“牙人”、“牙郎”。范文澜等著《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牙人招揽买办，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旧唐书·安禄山传》：“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六蕃”是唐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互市”指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牙人又被统称为“牙商”、“互市牙郎”。据宋代刘邡(bin音宾)《贡父诗话》中说，这种“经纪人”原来称为“互郎”，主互市，“唐人书互为牙，因讹为牙。”可见“牙人”乃“互人”之误，并非因“伶牙利齿”而得名。
最能体现“轻商”传统的是一组与“末”字相连的别称。
“末”者，不重要，非根本，在最后之谓也。旧时，工商业被称为“末业”、“末生”。“末业”汉代以后多指商业。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意为穷人要脱贫致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正如从事刺绣的不如开店卖绣晶一样。这就是说所谓末业即经商，是贫民借以求富的途径。《管子·重令》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似乎一发展工商业必然导致民众的贫困，这种观点暗含着“无商不奸”的片面。 基于此类观念，从事工商业而获得利益叫作“末利”，经营商业而致富又叫“末富”。《史记·货殖列传》又说：“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与“奸富”即发昧心财相比，“末富”还远远算不得“末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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