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今日的唐宁街10号,是在1733年,以“宫殿后的房子”和原本的唐宁街10号合并而成的。“宫殿后的房子”最初是一所附在白厅宫,用作斗鸡场的侧屋。白厅宫自1530年至1698年则是英格兰君主的主要居所。斗鸡场所处的侧屋,事实上是建于1530年以前,一组风格不同的侧屋群,而斗鸡场则占据侧屋群的主要部分。另外,斗鸡场本身是一座特别的建筑物,顶上有一个八角形穹顶。斗鸡场的斗鸡活动至詹姆士一世的时期才告终止,但“斗鸡场”的名字一直没有更改,并在詹姆士一世的晚年改为音乐厅和剧场,场内又附设围上绿色布幕的更衣室和一块三英尺高的镜子,让“女滑稽演员更衣”,詹姆士一世也曾在斗鸡场内欣赏戏剧。
斗鸡场只是侧屋群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是一所大房子,是白厅宫的看守人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而看守人同时负责管理和维修包括剧场在内的侧屋群。托马斯·奈维特(ThomasKnyvet)是当中一位较著名的住客,他曾在17世纪初担任白厅宫的看守人,服侍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奈维特本身也是一位太平绅士,是捣破1605年火药阴谋的关键人物之一。就在火药阴谋发生前不久,奈维特清理了侧屋群,让詹姆士一世四岁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入住,而自己则搬到附近的奈维特楼(后来改名为汉普登楼)。
查尔斯王子只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宫殿后的房子”曾成为不同人的住所。包括了查尔斯王子的妹妹伊莉莎伯公主、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乔治·蒙克,第一代阿尔伯马尔公爵(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奥伦治王子和后来卡巴尔内阁的一员,即乔治·维利尔斯,第二代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iers, 2nd Duke of Buckingham)。这些住客一直都有对“宫殿后的房子”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建,使“宫殿后的房子”渐渐成为一所豪华的宅第。
1677年,查理二世的女儿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ichfield)搬到“宫殿后的房子”,她曾对附近唐宁街兴建排屋感到不满,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因此,查理二世曾下令在排屋和“宫殿后的房子”之间兴建一道高墙,以防任何人从排屋进行偷窥。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搬离“宫殿后的房子”,流亡国外。至于曾协助威廉三世登位的荷兰贵族亨利·拿骚,欧弗柯克勋爵(Henry Nassau, Lord Auverquerque),遂在1690年搬入,并把“宫殿后的房子”更名为“欧弗柯克楼”。
欧弗柯克勋爵和他的夫人分别在1708年和1720年去世,而勋爵夫人死后,“欧弗柯克楼”成为了皇室资产,并重新改名为“波夫玛楼”,让来自汉诺威的使节,约翰·卡斯柏·冯·波夫玛,波夫玛伯爵(Johann Caspar von Bothmar, Count Bothmar)居住。波夫玛伯爵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顾问,他在1732年去世后,“波夫玛楼”再次为皇室所有。 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是建造唐宁街的人,他在新英格兰长大,也是哈佛大学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之一。唐宁在英国内战期间回到了英国,在1650年更成为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重要智囊,因此他在当时拥有了很大的权力。
在1657年,唐宁获任命为英国驻海牙大使,以抵制流亡在外的英国皇室。但克伦威尔在1658年逝世后,唐宁遭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即新的继承者撤换。唐宁意识到英格兰联邦命在旦夕,于是决定投靠流亡的英国皇室,将自己自荐到查理二世前,并完全与以前的伙伴划清界线。结果,唐宁得到了查理二世的任用,尽管他从荷兰返国后被关禁在伦敦塔两个月,但皇政复辟后,他随即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唐宁很早便有意在一带发展房地产以获利。在1654年,他从皇室取得了汉普登楼(Hampden House)的收租权,但由于当时的租契由托马斯·奈维特的后人拥有,所以一直至1682年,唐宁才取得了其租契。取得租契后,他拆卸了原有的房屋,并在街的北面兴建了15至20幢排屋,这些排屋虽然由名建筑师克里斯多夫·列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但质素却十分差劣,而且更建在沼土之上。唐宁街的排屋最终在1684年建成,并获国皇把街名赐名为唐宁街。现今唐宁街的房屋编号乃修订于1779年,所以今日的唐宁街10号原本应是唐宁街5号。唐宁把唐宁街的排屋作公寓出租,自己本身却一直住在剑桥的庄园宅第,因此他从来也没有入住过唐宁街,而事实上排屋建成后数个月,唐宁自己也过身了。唐宁的租契传到孙儿时,由于他从未与妻子同住,又过著不正当的生活,所以租契最后回归到皇室手上。 波夫玛伯爵去世后,“宫殿后的房子”再次为皇室所有。国王乔治二世看准了机会,将它赐予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答谢他在过去20年来,对皇室和国家所作的特别贡献。同时,乔治二世又取得了唐宁街两幢物业和几个马厩的租契,而其中一份租契就是唐宁街10号。结果,国皇将唐宁街10号也一同赐给沃波尔。
然而,沃波尔并不愿以个人名义接受这份赏赐,而原因更加是众说纷纭。沃波尔本身是一位富有的地主,这可能驱使他不愿再增加负担;亦有可能他早知道赏赐的房屋建于沼土之上,将来必定要在维修方面大洒金钱。尽管今天无从得知沃波尔拒绝赏赐的真正动机,但有一点知道的是,国皇接受了沃波尔的建议,把宅第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赏赐给沃波尔,这意味沃波尔卸任第一财政大臣一职后,就会迁离宅第,让继任者入住。达成协议后,沃波尔开始打算把得到的物业连结在一起,并把官邸向东扩建。于是沃波尔找来了唐宁街10号旁的住客戚勤先生(Mr Chicken)商量,怂恿他搬到唐宁街的其他房屋。结果,沃波尔把戚勤先生细小的故居、马厩和“宫殿后的房子”一并合并到唐宁街10号。
沃波尔委托了知名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理合并工程。肯特在“宫殿后的房子”和唐宁街10号之间与建了一幢两层高的连接物,内有一条走廊,把两座建筑物连结在一起,称之为“财政部走廊”。连接物的地下是一间长条形的房间,一楼则被划分为数间房间。合并房屋后,肯特把原有的墙壁、地版、楼梯和璧炉全数拆除,再完全换上新的式样。当中,新建的三层高石制楼梯更是肯特的代表作。石楼梯重建于原唐宁街10号的主体内,配上了铁制栏杆和桃花心木制的扶手。石制楼梯就在唐宁街10号的入口处附近,显而易见。今日,沿楼梯而上,更挂满自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至马卓安,历任首相的肖像。
至于原有的“宫殿后的房子”,肯特则将之划为三层高的起居部分,又在建筑物的正中部分加建一个帕拉第奥风格的三角顶。为了让沃波尔更容易到达国会,肯特把原本通往圣詹姆士公园的入口移除,并把唐宁街的入口修改为宅第的正门。唐宁街10号的重建工程长达两年,最终在1735年9月23日,《伦敦日报》报道了沃波尔搬入唐宁街10号的消息:“昨天,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阁下、他的夫人和家人从他们从圣詹姆士广场的宅第,搬到了一所在圣詹姆士公园,连接财政部的新居。”
新建成的唐宁街10号有约60所房间,内里所有璧炉均由云石所制。在地下一层共计有七所主要房间,而一楼的所有房间都可以望见后园或圣詹姆士公园的风景。地下最大的一间房被划为沃波尔的书房,书房长40英尺,并置有不少巨大的窗户。这所被肯特称之为“主人阁下的书房”,可谓十分有名,常常成为不少名画和相片的主题。沃波尔的书房现已改为内阁的会议室,首相会在那里和从属的阁员讨论政府政策和国际时局。在首相坐位后的壁炉上,挂有沃波尔的画像,这也是内阁会议室内唯一的画像。
沃波尔搬入新居后,进行了其他的重修工程。他把书房外的一片土地改建为一片后园。而财政委员会在1736年4月发出的文件声明到:“……一块位于英皇陛下圣詹姆士公园外,毗连一所房屋的花园,现已转到英皇陛的财政大臣阁下之名下。花园的修建费用已由……皇室支付”。该文件又列明唐宁街10号和新建成的花园均“附属于英皇陛下财政部办公室,现为英皇陛下财政部的第一专员官邸。”这是首份关于唐宁街10号成为第一专员官邸的正式声明。应说明的是,唐宁街10号虽然被普遍认为是首相官邸,但事实是,首相至今仍然是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入住唐宁街10号的因此唐宁街10号并非真正是首相官邸。 沃波尔在1742年卸任第一财政大臣后离开了唐宁街10号,但此后的20年,都没有第一财政大臣入住。沃波尔的继任者威灵顿公爵、亨利·佩勒姆和纽卡素公爵都选择搬到别处。直至1763年,首相乔治·格伦维尔才重新入住唐宁街10号,但他住了两年后,便遭乔治三世撤职。
另一位首相诺斯勋爵在1770年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搬进了唐宁街10号。诺斯十分之钟爱唐宁街10号,并时常在屋内宴请不少知名人士,如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等等。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也是那里的常客,今天的唐宁街10号还保留了一些特地为他而制的家具。在1780年6月7日晚上,伦敦街头爆发了“戈登动乱”(Gordon Riots),原因是新教徒对诺斯放宽对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非常不满,示威者到处放火,有些更走到了唐宁街一带。当时诺斯勋爵正和朋友享用晚宴,但他走出屋外,向示威者警告他们有被击毙的危险,最终成功劝退了示威者,至于诺斯的宾客则走到了官邸的顶层躲避。诺斯勋爵对唐宁街10号又进行了不少改善工程,工程在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了近8年。期间,唐宁街10号换上了黑色的正门,门前又加上一盏为人熟悉的吊灯,门上又加有一个有名的狮子头叩门环。在诺斯勋爵任首相的晚期,他请建筑师罗伯特·泰勒爵士为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外,又在“财政部草坪”(Treasury Green)旁加设一个有拱顶的厨房。
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分别自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间入住唐宁街10号,前后达20年,可谓是居住时间最长的唐宁街住客。在他居住期间,唐宁街10号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不少重要的决策,如国会改革、自由贸易和和增加国家财政储备等方案,都是在那里制定的。另外,唐宁街10号也是一处社交场所,提倡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日后的首相乔治·坎宁,都是小皮特曾宴请过的宾客。
小皮特曾向国会汇报,动用了20000镑,对唐宁街10号进行不少重建,甚为传媒所非难。当中,最大的改动在1796年,他为了扩建内阁会议室,而把其中一面墙拆去,再加上几支石柱支撑所扩建的面积,这就成了今日的内阁会议室。小皮特在1806年去世,虽然享年只有46岁,但他长年居住在唐宁街10号,有助将之确立成首相府的地位。 踏入了19世纪,唐宁街10号经历了不少艰难时刻。继小皮特以后,斯宾塞·珀西瓦尔于1807年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入住唐宁街10号,两年后更成为了首相,波斯富育有12名孩子,可谓人丁众多,更差不多占用了每一所房间。然而,他最终却被人从棺材中抬出唐宁街10号。波斯富在1812年5月11日在英国下议院大堂遇刺身亡,遗体在丧礼举行前,曾经在唐宁街10号停灵5日。
珀西瓦尔以后,首相戈德里奇子爵在1827年搬到唐宁街10号,并请建筑师约翰·索恩进行内部装修,使唐宁街10号显得更华丽外,索恩又加建了国宴厅和小晚宴厅,以便举行高规格的社交场合聚会。总括而言,在整个1820年代,唐宁街10号一度成为了政府权力中心,而毗连的唐宁街11号则于1828年正式成为财政大臣的官邸。
但同时唐宁街也因为日益老化,而日渐显得破落,更不时有妓女出没。以致在1839年的时候,有建议把唐宁街北面的房屋全数拆除,以便让白厅进行重新规划。此外,治安也是一个渐受关注的问题,在1843年,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就在白厅返回唐宁街10号寓所途中,遭到刺杀。
在1827年至1877年的整整50年间,几乎没有首相选择入住唐宁街10号。威灵顿公爵就曾以它太狭小为由而拒绝入住,最后因为他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要进行维修,才迫不得已到唐宁街10号暂住。至于其他首相,如墨尔本勋爵和帕尔姆斯顿子爵,都只以唐宁街10号用作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场所。因此,自1847年至1877年,都没有人居住在唐宁街10号。
步入1860年代,唐宁街10号对面兴建了崭新的外务部办公大楼,内里除了设有大型的开放式花园,更设有内阁会议室,从而把唐宁街10号比了下去。在1868年上任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就说过,唐宁街10号十分“肮脏和残旧”,亟待现代化。 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77年搬到了残破的唐宁街10号,并锐意将这空置了30年的居处翻新。迪斯雷利原本向国会游说,希望国家能全数支付翻新费用,但建议却招来了很大的反响。最终迪斯雷利只好妥协,由国家支付入口大堂和公共部分的装修费用,自己则要支付私人部分的装修费用。据了解,迪斯雷利一共花了150英镑3先令6便士,去翻新一楼的睡房、更衣室,并在第一财政大臣的专用更衣室内加设了冷暖水系统。
迪斯雷利在1880年下野后,新上任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坚持要重新装修过唐宁街10号,他单在家具上的支出就用了1555英镑5先令,在当时可算是很大的数目。另在1894年时,他又为唐宁街10号安装电灯和电话。顺带一提的是,格莱斯顿居住在唐宁街10号时有一样古怪的兴趣,他常常爱带一些年轻的妓女回唐宁街,和她们详谈,希望她们能够弃娼从良。因此阁员拜访格莱斯顿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年轻妇女出入唐宁街。
格莱斯顿以后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声言拒绝入住唐宁街10号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对内阁会议室尤其讨厌,认为它“狭小闷热”,所以他选择到外务部办公,居所则位于阿灵顿街。结果,索尔兹伯里侯爵把唐宁街10号让给了外甥亚瑟·贝尔福,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首相(贝尔福也是首位拥有私家车的首相)。从贝尔福开始,每任首相都住在唐宁街10号,从此奠定它作为首相府的形象,而唐宁街10号的黑色正门也渐渐闻名于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成为了英国政府统战的中心,在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唐宁街10号的办公人员数目也急速增加,原有的办公部分不敷应用,甚至要占用花园作办公室。大战最终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群众纷纷涌到唐宁街,高呼劳合·乔治的英文简写“LG”,劳合·乔治结果在唐宁街10号一楼的窗户亮相,以示谢意。
一战结束后,唐宁街的保安措施却没有松懈,唐宁街的街尾更竖起了一道3米高的木造路障,原因是为了防止支持爱尔兰独立的人士冲击唐宁街。但爱尔兰自由邦在1922年成立后,木造路障也随之移除。
在昔日的英国,官员只能从君主得到微薄的俸禄,日常用度均要依靠自己的财富所维持。而首相和其他重要官员也一样,在唐宁街10号和11号里,要自资雇用佣人。但是在1920年代,首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上任,当时英国正值经济不景,自己的家财又不可与以往贵族、地主出身的首相匹配。结果,麦克唐纳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翻新首相府之余,也没有钱请仆人,因为有些仆人赚的钱比他还要多。麦克唐纳一直希望扩充唐宁街10号的首相图书馆,但由于缺乏财力,图书馆的藏书均由自己和其他官员捐赠,然而这种做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战时首相丘吉尔与妻子搬到了唐宁街10号的二楼居住,而内阁办公室则搬迁到附近的地堡。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在首相府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习惯,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爱躺卧在床上,一边抽雪茄,一边指令秘书起草演讲辞、备忘录和撰写信件等。
到了1940年9月,纳粹德国开始对英国发动闪电战,并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唐宁街10号也自然成为了袭击目标。在同年10月14日,唐宁街旁的财政部草坪被炸弹击中,波及了唐宁街10号的厨房和数间房间,事件导致了三名值班的公务员殉职。事件发生以后,屋内的家具和贵重文物被移送到安全地方,花园旁的房间就以铁制支撑物加固,窗户也被厚铁板盖上,以防再受空袭袭击。而这些位于花园的房间就被悉数改装为临时的饭厅、睡房和会客室。但事实上,这些加固工程无助于加强房屋的抵抗能力。另外,除了花园的房间,在唐宁街10号内,只有内阁会议室和私人秘书办公室仍然使用。
丘吉尔最初搬到了这些临时房间生活,但他很快便表达不满,并坚持要在几近空无一物的唐宁街10号工作和用餐。为此,唐宁街10号的地底下建造了一个可容纳6人的防空洞,以便逃生。有一次,英皇乔治六世和丘吉尔吃饭时,就曾在这个防空洞躲避空袭。虽然唐宁街10号在大战中不断受袭,但总体的损毁情况并不严重,因此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夫妇便返回到唐宁街10号居住,并于1945年5月8日下午三时正,在内阁会议室发表V-E Day的电台广播。 随著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唐宁街10号也有了重大的转变。除了以往住了一大批仆人外,在1940年代以后,唐宁街10号更扩充了办公室部分。这改动使首相的私人居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搬到了狭小的顶楼,即以往的仆人房间,因此,不少首相也选择搬到别处。恰巧的是,很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首相,都置有比唐宁街10号要好的市区宅第,而且更有自己一班的仆人服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的第二段任期,即1974年至1976年,威尔逊以他在诺斯勋爵街的物业作为自己真正的居所,但是在传媒的协助下,他在公众面前仍旧可假装自己住在唐宁街10号。他每次站在首相府正门让记者拍照后,就会步入正门,然后从侧门离开,返回自己真正的居所。另外,亦有其他首相曾分别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搬到海军部大楼,以便让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
踏入1950年代,唐宁街10号的楼宇结构安全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筑物沉降、墙壁倒塌和门框扭曲已经是司空见惯,而在内阁会议室内,有达200年历史,用作支撑楼房的房柱,更被发现只剩下了外表的清漆和油漆,内里的实心原木却早已经腐朽,几近灰尘。总言之,整座唐宁街10号有立即倒塌之虞。当时曾一度有建议将唐宁街的所有建筑物拆卸重建,但最终却决定仿效美国的白宫,保留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貌,而内部和地基则一并全数拆除,重新灌上混凝土和现代钢材,再重建成原来的样子。当建筑师检验首相府的外墙时,才赫然发现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本是黄色的,然而经过两世纪以来的空气污染,才把外墙熏成今日所知的黑色。最后,建筑师决定将清洁过的黄色砖染上黑色,以保留首相府“传统”的颜色。
经过多年的改建,现今的唐宁街10号实际上与不少的建筑物打通。除了接通在唐宁街的其他房屋,首相府更可以通往毗连骑兵卫队阅兵场的一些楼房。至于谁打通这些建筑物,已无从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