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以王冕为中心的楔子,是全书总体结构的一个预演,确实起了笼罩全篇、“隐括全文”的作用。整部《外史》,生硬地说无非是存活着四类人,都在楔子中揭橥出来。时知县、危素隐括了鱼肉乡民的已“出”了的“鸟官鳖吏”;胖子、瘦子、胡子揭示了趋炎附势的乡绅、假充风雅的名士的某些特征,不给他们具体姓名,正为了显示他们的普遍概括性;秦老的忠厚明哲囊括了祁太公、甘露僧的义行,显示着牛老、卜老般底层人民相濡以沫的深情;而王冕则兼具着贤人、奇士的精神品格。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具备了理性觉悟的首要条件——有着广博的知识才能。唯其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方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去破除“锢智慧”的教育制度的毒害,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他即使活着,也许并不出席那鱼龙混杂的泰伯祠大祭,他却会终身都着屈原衣冠以抗俗“葆真素”。因为王冕终究是带着与物无竞的清高思想来傲视庸众的隐逸,又与贤人忧民救弊的淑世情怀不尽相同。说白了,他没有贤人那副社会热情。他与贤人相通的是人品:不慕名利,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恬淡而高洁的品质。他尽管曾向吴王献策,但最终还是隐了去。通观全书,作者绝不专门表彰隐逸,赞美的只是他们的道德境界、高洁的人品。
王冕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古典理想的一个范例。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启蒙性质的作用。围绕着他的景物描写,细腻美妙,生气灌注,饱含着返归自然的气韵。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不仅使王冕爱上自然,也是王冕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又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充满了动的情志。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现着王冕的人生境界。并且人与自然交融的画面表达出的已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了:葆全人的淳真本性,主体独立自足,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这也是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所“敷陈”的“大义”的宗旨和核心。
王冕不是“相信只要自己干净,世界就不会弄脏”的“纯情诗人”,他的确如处子般纯洁、真诚、善良,却并没有披戴着早霞生活在梦一般的诗情里,他是一个智者。由于他兼具着美德和透视世情的明智,有资格成为作者的代言人、摄控全书的预言家。“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不是一般的常见的人物的议论,而是对全书描绘焦点的声明,对《外史》这部大书展览人世浮沉中人物心灵变异过程的焦点的说明,是对作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点的提示。“文行出处”基本上概括了知识分子的全部问题,我们不得不惊叹作者的广阔深邃、王冕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如同《红楼梦曲》是笼罩全书的“主题歌”一样,“一代文人有厄”!出自隐括全文的“名流”之口,也给全书的情感调值定下了基调; 尽管全书笔调诙谐,充满讥刺,但是,一大批文人在物质上窘迫困顿,在精神上徬徨无依,不禁令人同情悲哭! 不管他们是虚无而罪恶的存在,还是焦灼而高洁的存在,都有着内在不可解的情结:或是虚妄的漂流者,或是探险的漂流者,都无家可归,《外史》是一部漂泊生命的悲歌!
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吴敬梓把自己认为高尚的品质,把他在同时代里的人们身上所看到的性格中的优美的方面加到了王冕这一理想人物身上。在这一人物身上寄附着道德自救的设想,也是一定程度上作者的自况:两者都不求闻达,都辞掉了征辟,一些显示精神个性的细节也有类似之处。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他:“蒲轮觅径过蓬户,凿坯而遁人不知。有时倒著白接离,秦淮酒家杯独持。 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王冕援引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遁避知县的邀请,“戴了高帽,穿了阔衣”,“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也是“狂疾不可治”的。这其间有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信息,以一种狂放而静穆的姿态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冕形象恍若全书精神之所在。他拒功名富贵于千里之外,啸傲山林,又借一技之长,养活自己,“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句),经济上能自食其力,便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便可“不伺侯人的颜色”。过着“自以为快”的日子。他在长篇中如初开之曙色,市井四奇人如美好而令人叹惜的晚霞,他们以嵚崎磊落的个性在一片浊污的泥水之中为自己辟得一块净土。他们是那么质朴干净,有足够的亮度、高度对比出蠢物的暗昧、陋儒的爬行。 他们前后辉映, 也叠印出景深感和丰富性。作者就是那样,一面批判、清算着民族性格、知识者性格的弱点,一面追求着“人格思想”,不断地拟定着理想人格的型范,表现出持久的热情。
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的融合,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突出的现象,更是《外史》这部干预灵魂的艺术杰作的特征。在那优美而深刻的 “楔子“中,作者倾注了他的主要思想、对生活的美学的总评价。在这个道德力与美感力交织的磁场中,王冕形象毫无疑问是辐射的轴心。建立起这样一个“嵚崎磊落” 的做人的楷模,就给予了那些卑劣的儒林内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毁灭性的打击。那些蠕动于富贵功名圈里的侏儒们,都在王冕的对照下露出了丑相,被烛幽索隐的《外史》收摄进去了。
这种用“隐括”构成的形象系列的方法,显示了作者精到的辨识力和透入一切的观察力,对社会诸色人等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掌握事物的特征的艺术概括力。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具备了理性觉悟的首要条件——有着广博的知识才能。唯其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方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去破除“锢智慧”的教育制度的毒害,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他即使活着,也许并不出席那鱼龙混杂的泰伯祠大祭,他却会终身都着屈原衣冠以抗俗“葆真素”。因为王冕终究是带着与物无竞的清高思想来傲视庸众的隐逸,又与贤人忧民救弊的淑世情怀不尽相同。说白了,他没有贤人那副社会热情。他与贤人相通的是人品:不慕名利,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恬淡而高洁的品质。他尽管曾向吴王献策,但最终还是隐了去。通观全书,作者绝不专门表彰隐逸,赞美的只是他们的道德境界、高洁的人品。
王冕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古典理想的一个范例。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启蒙性质的作用。围绕着他的景物描写,细腻美妙,生气灌注,饱含着返归自然的气韵。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不仅使王冕爱上自然,也是王冕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又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充满了动的情志。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现着王冕的人生境界。并且人与自然交融的画面表达出的已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了:葆全人的淳真本性,主体独立自足,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这也是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所“敷陈”的“大义”的宗旨和核心。
王冕不是“相信只要自己干净,世界就不会弄脏”的“纯情诗人”,他的确如处子般纯洁、真诚、善良,却并没有披戴着早霞生活在梦一般的诗情里,他是一个智者。由于他兼具着美德和透视世情的明智,有资格成为作者的代言人、摄控全书的预言家。“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不是一般的常见的人物的议论,而是对全书描绘焦点的声明,对《外史》这部大书展览人世浮沉中人物心灵变异过程的焦点的说明,是对作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点的提示。“文行出处”基本上概括了知识分子的全部问题,我们不得不惊叹作者的广阔深邃、王冕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如同《红楼梦曲》是笼罩全书的“主题歌”一样,“一代文人有厄”!出自隐括全文的“名流”之口,也给全书的情感调值定下了基调; 尽管全书笔调诙谐,充满讥刺,但是,一大批文人在物质上窘迫困顿,在精神上徬徨无依,不禁令人同情悲哭! 不管他们是虚无而罪恶的存在,还是焦灼而高洁的存在,都有着内在不可解的情结:或是虚妄的漂流者,或是探险的漂流者,都无家可归,《外史》是一部漂泊生命的悲歌!
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吴敬梓把自己认为高尚的品质,把他在同时代里的人们身上所看到的性格中的优美的方面加到了王冕这一理想人物身上。在这一人物身上寄附着道德自救的设想,也是一定程度上作者的自况:两者都不求闻达,都辞掉了征辟,一些显示精神个性的细节也有类似之处。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他:“蒲轮觅径过蓬户,凿坯而遁人不知。有时倒著白接离,秦淮酒家杯独持。 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王冕援引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遁避知县的邀请,“戴了高帽,穿了阔衣”,“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也是“狂疾不可治”的。这其间有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信息,以一种狂放而静穆的姿态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冕形象恍若全书精神之所在。他拒功名富贵于千里之外,啸傲山林,又借一技之长,养活自己,“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句),经济上能自食其力,便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便可“不伺侯人的颜色”。过着“自以为快”的日子。他在长篇中如初开之曙色,市井四奇人如美好而令人叹惜的晚霞,他们以嵚崎磊落的个性在一片浊污的泥水之中为自己辟得一块净土。他们是那么质朴干净,有足够的亮度、高度对比出蠢物的暗昧、陋儒的爬行。 他们前后辉映, 也叠印出景深感和丰富性。作者就是那样,一面批判、清算着民族性格、知识者性格的弱点,一面追求着“人格思想”,不断地拟定着理想人格的型范,表现出持久的热情。
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的融合,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突出的现象,更是《外史》这部干预灵魂的艺术杰作的特征。在那优美而深刻的 “楔子“中,作者倾注了他的主要思想、对生活的美学的总评价。在这个道德力与美感力交织的磁场中,王冕形象毫无疑问是辐射的轴心。建立起这样一个“嵚崎磊落” 的做人的楷模,就给予了那些卑劣的儒林内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毁灭性的打击。那些蠕动于富贵功名圈里的侏儒们,都在王冕的对照下露出了丑相,被烛幽索隐的《外史》收摄进去了。
这种用“隐括”构成的形象系列的方法,显示了作者精到的辨识力和透入一切的观察力,对社会诸色人等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掌握事物的特征的艺术概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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