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朝政治制度唐朝沿用隋朝制订的三省六部制，主要机构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三省即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外中央还有殿中省和秘书省，只是这两省职能不大。尚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本为尚书令，但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后以左、右仆射为首。中书省是皇帝颁布大政文书的机构，长官为中书令，副手为中书侍郎，下有中书舍人六人，此外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等谏官。门下省则是审核大政文书之机构。由于尚书权力太大，因此后来设立左右仆射（射读作yè）代行大权。左右仆射就是宰相。后来，此二职要加同中书门下的头衔才是宰相。但中书令和门下侍中的名位很高，也不常设。于是，给其他管理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就为宰相。宰相平时在政事堂讨论朝政，政事堂会议成为协助皇帝统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六部分管各种具体行政事务，下各设四司。六部有高低之分，吏、兵二部为前行，户、刑二部为中行，礼、工二部为后行。其中吏部主管全国文官升迁，下设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民众、财赋，下设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部掌管祭祀，下设礼部、祠部、膳部等四司；兵部负责武人选举、地图、车马、兵械等事务，下设兵部、职方、驾部、库都四司。刑部主管律令刑事，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工部负责山泽、纸笔、屯田、工匠等事务，下设工部、屯田、虞都、水部四司。三省六部制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台就是御史台，其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管理，参与大狱的审讯。其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是御史中丞。五监为国子监（掌文教）；少府监（掌皇家工业生产）；将作监（掌国家工程）；军器监（兵器制造）；都水监（掌水利建设）。九寺有太常寺（掌礼仪祭祀）；光禄寺（掌皇室食物）；卫尉寺（掌兵器和仪仗）；宗正寺（掌皇室族谱）；太仆寺（掌皇帝车马）；大理寺（掌刑法）；鸿胪寺（掌邦交典礼）；司农寺（掌国家仓储）；太府寺（掌国家财政）。此外，唐朝还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等荣誉职务。此外，唐朝在其前期还设立过如节度使、观察使、枢密使等临时职务，后来则成为定职。隋代成立的科举制度在初唐时期还不完善，朝中的政治仍然被关陇集团所垄断。到了武则天执政后，他大力起用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的平民官僚，贵族政治的局面至此开始瓦解。唐朝中期以后，世族官僚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但是科举士人却进行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长达四十年，严重败坏朝政。唐朝中后期也与汉朝后期和明朝后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三个宦官时代。唐朝早期，宦官并没有什么权力，自唐玄宗时代高力士得宠以来，宦官的地位步步高升，开始直接参与政治。后来伴随者宦官对兵权的掌握，皇帝的废立都掌握在宦官的手中。这以“甘露之变”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在朱全忠诛灭了全部宦官之后，唐朝也很快灭亡。显示宦官已与皇帝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唐朝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国家对各项制度所做出的具体规定（如《户令》）；式是各项行政法规（如《水部式》）；格则是对律令式做出的补充修改。《唐律》是根据隋朝《开皇律》修正而来。自唐高祖时代开始制订，在唐太宗时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唐律进行了全面解释，与《唐律》合称为《永徽律疏》。后世则称呼为《唐律疏典》。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名则有五种。 清朝政治制度努尔哈赤起兵时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6]。清朝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但实权依然掌握在满尚书之手。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需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清朝并未发生宰相专权、军阀割据、外戚夺权、宦官横行等现象，但各级政府长官离不开胥吏、幕宾。清代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按律例办理，所以律例即“祖宗成法”。清代律文汗牛充栋，如果引用失误，就是“违例”。清代制度规定，读书人不准过问政治，否则“黜革治罪”，乾隆年间《大清律例》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新科进士即使有心“治国平天下”，但对于《大清律例》却是无缘一睹的。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仅最基础的部分，就有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一般的胥吏、幕宾却可以在卷宗档案中迅速查找出“有关的律条”，又称“找签”。《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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