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之前
鲁迅作品的艺术魅力深远流长。经这位文学大师对童年生活梦幻一般的眷恋。先生与母亲和外婆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母亲姓鲁,便是先生特别喜欢用鲁镇作为小说背景的最主要原因了。而绍兴城外的安桥头是先生的外婆家,舅父家在皇甫庄,大姑妈居住在吴融,小姑妈居住在东关,在这些村镇里,都曾留下先生孩童时期活泼的足迹。因此,鲁镇是鲁迅对东浦、樊江、东关、皇甫庄、安桥头等几个水乡小镇儿时记忆的一个艺术的文本概括。它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书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走进了一个旧时“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楫”的水乡古镇。水中波光粼粼,佛置身于当年“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部被鲁迅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所占据,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也摆进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时绍兴,仿佛正在亲眼目睹着小说故事中所发生着的一切。因此,当我们走到西施豆腐店门口时,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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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1-05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黑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樵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旧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同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几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黑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樵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旧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同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几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2个回答 2009-11-10
我佩服的人鲁迅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
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
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
第3个回答 2009-11-05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走进鲁镇——追寻鲁迅笔下的江南风情
新雨初霁,稽山如黛,鉴水似烟。怀揣着一颗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心,来到了绍兴鲁镇风俗园区。
鲁镇,一座人们既熟识又陌生、既历史久远又年轻活泼的江南水乡小镇。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鲁镇第一次出现在先生的作品中,伴着淡淡的“羼了水”的绍兴黄酒的香味,在孔乙己絮叨的“多乎哉?不多也”的言语声中,鲁镇,就日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熟识起来。
正如鲁迅所言,他创作小说的背景以绍兴居多。据统计,在全部25篇鲁迅现代小说中,以故乡绍兴为背景的就有11篇,其中鲁镇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先生先后在他的《孔乙已》、《明天》、《风波》、《社戏》、《祝福》、《故乡》、《狂人日记》等作品里,连续出现了鲁镇这个地名,而先生的不朽著作《阿Q正传》中阿Q的生活地未庄,便是鲁镇的一个村子。鲁镇的名声便和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阿Q等人物形象连在一起,密不可分了。鲁迅在作品中,将一个具有明清特色的既热闹繁华又富有文化底蕴的水乡古镇,作为文化遗产留给我们。鲁迅作品的艺术魅力深远流长。经这位文学大师的妙笔,鲁镇的名声早已远播海内外,乌瓦粉墙、枕河临街的店铺、台门建筑、千姿百态的石桥墩,纵横交错的水巷小河,飞檐翘角的戏台等,无一不是20世纪初期的绍兴风貌。
其实在绍兴的历史上并无鲁镇这个小镇。鲁镇是鲁迅小说虚构的地方,它集中地反映了绍兴的水、桥、酒、石、建筑、民俗、戏剧和名士等诸多文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鲁迅生前对鲁镇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源自于他对故乡山水、对童年生活梦幻一般的眷恋。先生与母亲和外婆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母亲姓鲁,便是先生特别喜欢用鲁镇作为小说背景的最主要原因了。而绍兴城外的安桥头是先生的外婆家,舅父家在皇甫庄,大姑妈居住在吴融,小姑妈居住在东关,在这些村镇里,都曾留下先生孩童时期活泼的足迹。因此,鲁镇是鲁迅对东浦、樊江、东关、皇甫庄、安桥头等几个水乡小镇儿时记忆的一个艺术的文本概括。它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书面的水乡小镇。但这个小镇,确实早就存在于鲁迅的心中,也通过他的小说,存活于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然而,鲁迅构勒出来的鲁镇却不是一个与世隔绝、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鲁迅将喜怒哀乐、嘻笑怒骂溶入到这个同样是那么美丽、古朴、繁华的水乡小镇之中。鲁镇是鲁迅将绍兴众多集镇浓缩而成的一个浪漫而又现实的平台,鲁迅塑造的人物在鲁镇奔走着、呼喊着、期待着……鲁迅笔下的鲁镇,也寄存着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寄托了自已的社会理想。
现在,绍兴柯岩风景区兴建了这么一个乡村小镇式的主题公园,把平面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变成了可以参观和游览的三维形象,复活了鲁迅作品中的环境、人物,以及风土人情。通过复制、虚拟和再生等艺术手段,让鲁迅作品的思想和人物重新复活于世间,这无疑是一个绝妙创意。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对此也感到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做是“把鲁迅还给世人、还给世界”。
近年来,全囯各地以历史文化为内涵所建成的主题公园不少,但这些公园或是为拍摄影视而建,或是在某地仅仅虚拟了某种历史文化环境。而在鉴湖之侧的鲁镇则不一样,它修建于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复制的是当地历史生活中的民情风俗,而且又是与小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故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依托鉴湖的水乡风光,依托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有鲁迅笔下风情的古色古香的水乡小镇。它将鲁迅作品中有关故乡绍兴的内容融入其中,使在鲁镇街上走、河上行的人们,时刻感受到鲁迅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鲁迅先生的呐喊似乎仍在古镇上空回荡。因此,走进鲁镇,仿佛是走进了历史,走进了鲁迅的小说,给人的是一种似幻似真的感觉,是一种以心灵而去实地感受历史、体验历史的感觉。
鲁镇融汇旧时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建筑风韵、自然景致,是百年前绍兴水乡的一个缩影。鲁镇是再现型文化主题景区,是传统旅游景区和现代主题公园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鲁迅作品和绍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越文化为底蕴,全面展示绍兴水街古镇。鲁镇占地150亩,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分为传统餐饮区、传统商铺区、休闲展示区、传统民居区、水上游览区五大区域。
鲁镇有一湖两河三街,湖为鉴湖,是越中名湖,绍兴人的“母亲湖”;鲁镇傍湖而建,两条小河自东而西横贯镇区,注入鉴湖;三条街道店铺林立,一色的黛瓦粉墙,灯笼高悬,酒幡飘翻,迎亲的队伍鼓号齐鸣,社戏台上戏文连轴,让人们感觉仿佛走进了20世纪初绍兴水乡的风俗人情画卷之中。那天,我们去鲁镇之时,不巧天正下着小雨,走过镇口的石牌坊,大家就匆匆忙忙地进了镇。镇口用青条石铺砌成的鲁镇广场上有鲁迅先生的青石座像,双目如炬,烛照一切,沉思中的鲁迅似乎在把身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介绍给大家。鲁迅在《故乡》中这样起笔:“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了!”鲁迅虽然以优美的笔调回忆了他童年的故乡生活,但却用很沉重的笔调写出了他重返故乡的感受,旧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沉重,鲁迅对新生活的渴望和信心充满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走过了镇中广场,穿行在鲁镇的街巷中,河面上清新湿润的微风轻轻扑面,水乡的枕河人家随处可见。鲁镇采用的是绍兴典型的白墙黑瓦、一河一湖两街的建筑格局。因此,走进鲁镇,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走进了一个旧时“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楫”的水乡古镇。水中波光粼粼,拍岸有声,望不尽的乌篷和龙舟来回奔波,宛如一座威尼斯城;岸上建筑幢幢,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沿河的民居、商铺错落有致,只是感觉这个“古镇”新了一点。这崭新的古镇,却让我们看到了浓缩了的绍兴。走在呈东西走向的鲁镇老街上,赏着青山绿水映衬着的粉墙黛瓦,还有东面的“新未庄”,南面的“古鉴湖”,记者仿佛置身于当年“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楫”的水乡鲁镇之中。
鲁镇挺大,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多是鲁迅笔下提到建筑。大概是鲁镇新开张的缘故,好多“民居”还无人居住,好多商铺还无人经营,只是面街临河的家庭作坊、夫妻店堂还算生意兴隆。贡品店、锡箔店、油烛店、茶漆店、钱庄、当铺……那些现代都市已经没有的店铺林立在这里。走在石板路上,看到衣着清代服饰的巡街兵丁时,仿佛到了另一个朝代。
鲁府、赵府、钱府是鲁镇的重点建筑,鲁府是祥林嫂聊以寄身的“鲁四老爷”的宅第,赵府是《阿Q正传》中“赵太爷”的家,钱府则是《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住宅。走进鲁府,观看了在那里正在进行着的祝福仪式,再走进鲁府花园,欣赏了陈列在那里的历代名匾。行走在水巷和石桥之间的我们一行人,脑子里此时已是全部被鲁迅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所占据,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也摆进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时绍兴,仿佛正在亲眼目睹着小说故事中所发生着的一切。因此,当我们走到西施豆腐店门口时,立即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细脚伶仃的圆规杨二嫂来。及至坐在了曲尺柜台前,喝着服务员端上来的冒着热气的豆腐脑时,才意识到那位杨二嫂已是永远地成为历史中的小说形象了。
观瞻完鲁府,我们静静地在“镇公所”里看了一出“大团圆”的戏:阿Q正伏在地上画圆圈,上首案桌前端坐着“长衫人物”,两列支着水火棒的衙役。“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
出了“镇公所”,我们的心都有点沉甸甸的,许久没有人说话。远远地迎面走过来一个人,褴褛的衣衫,一顶破毡帽,来到近前,他竟油腔滑调地装着各种怪相,还歪斜着眼睛嚷了一句“造反了!造反了!”原来正是那个“阿Q”。大家刚从诧异中反应过来,斜旁又走来一个柱着拐杖的花白头发的老妇人,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唤叫着“阿毛啊,阿毛”,往我们后面走去了,那就是《祝福》中命运多舛的祥林嫂啊,我们的心便再次沉浸在先生叙说的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去了……
在鲁镇,经常可以看到阿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鲁迅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街上。游客多时,他们就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逗游人开心,引得游客纷纷掏出相机拍摄。游客少时,鲁四老爷就拿着个水烟盒四处游荡,阿Q就靠在牌门上歇息,祥林嫂坐在掌柜的柜台上喝茶,倒真有些生活的情趣。
镇里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组组形象夸张、形态各异的街头雕像。阿Q革命、阿Q挨打、阿Q调戏小尼姑、抢亲……让人发笑,也让人看到了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狂人日记演绎趣味游戏,活生生营造一个吃人的环境,构成水乡鲁镇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今的鲁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赞叹着天水交融的自然美景,欣赏着水乡浓浓的江南风情,回味着厚重的民俗文化,续写着鲁迅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一切……
从鲁镇的河埠坐船绕鉴湖慢慢驶出小镇。此时,在细雨蒙蒙之中的鲁镇,变得更加如幻如画。鲁镇在雨影中渐渐淡出之时,坐在小船之上,我回味刚才的游览经历,才真切地体会到,这个以鲁迅小说为内涵所设计的旧时绍兴乡镇式主题公园,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又因为它的内涵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所以,它能给人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啊!鲁镇,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解读鲁迅先生的一把钥匙。走进鲁镇,仿佛走近鲁迅。轻轻地,踩着青石板的诗韵,让我约你结伴而行,走进绍兴鲁镇梦一般的意境。
我佩服的人鲁迅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
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新雨初霁,稽山如黛,鉴水似烟。怀揣着一颗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心,来到了绍兴鲁镇风俗园区。
鲁镇,一座人们既熟识又陌生、既历史久远又年轻活泼的江南水乡小镇。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鲁镇第一次出现在先生的作品中,伴着淡淡的“羼了水”的绍兴黄酒的香味,在孔乙己絮叨的“多乎哉?不多也”的言语声中,鲁镇,就日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熟识起来。
正如鲁迅所言,他创作小说的背景以绍兴居多。据统计,在全部25篇鲁迅现代小说中,以故乡绍兴为背景的就有11篇,其中鲁镇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先生先后在他的《孔乙已》、《明天》、《风波》、《社戏》、《祝福》、《故乡》、《狂人日记》等作品里,连续出现了鲁镇这个地名,而先生的不朽著作《阿Q正传》中阿Q的生活地未庄,便是鲁镇的一个村子。鲁镇的名声便和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阿Q等人物形象连在一起,密不可分了。鲁迅在作品中,将一个具有明清特色的既热闹繁华又富有文化底蕴的水乡古镇,作为文化遗产留给我们。鲁迅作品的艺术魅力深远流长。经这位文学大师的妙笔,鲁镇的名声早已远播海内外,乌瓦粉墙、枕河临街的店铺、台门建筑、千姿百态的石桥墩,纵横交错的水巷小河,飞檐翘角的戏台等,无一不是20世纪初期的绍兴风貌。
其实在绍兴的历史上并无鲁镇这个小镇。鲁镇是鲁迅小说虚构的地方,它集中地反映了绍兴的水、桥、酒、石、建筑、民俗、戏剧和名士等诸多文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鲁迅生前对鲁镇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源自于他对故乡山水、对童年生活梦幻一般的眷恋。先生与母亲和外婆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母亲姓鲁,便是先生特别喜欢用鲁镇作为小说背景的最主要原因了。而绍兴城外的安桥头是先生的外婆家,舅父家在皇甫庄,大姑妈居住在吴融,小姑妈居住在东关,在这些村镇里,都曾留下先生孩童时期活泼的足迹。因此,鲁镇是鲁迅对东浦、樊江、东关、皇甫庄、安桥头等几个水乡小镇儿时记忆的一个艺术的文本概括。它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书面的水乡小镇。但这个小镇,确实早就存在于鲁迅的心中,也通过他的小说,存活于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然而,鲁迅构勒出来的鲁镇却不是一个与世隔绝、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鲁迅将喜怒哀乐、嘻笑怒骂溶入到这个同样是那么美丽、古朴、繁华的水乡小镇之中。鲁镇是鲁迅将绍兴众多集镇浓缩而成的一个浪漫而又现实的平台,鲁迅塑造的人物在鲁镇奔走着、呼喊着、期待着……鲁迅笔下的鲁镇,也寄存着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寄托了自已的社会理想。
现在,绍兴柯岩风景区兴建了这么一个乡村小镇式的主题公园,把平面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变成了可以参观和游览的三维形象,复活了鲁迅作品中的环境、人物,以及风土人情。通过复制、虚拟和再生等艺术手段,让鲁迅作品的思想和人物重新复活于世间,这无疑是一个绝妙创意。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对此也感到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做是“把鲁迅还给世人、还给世界”。
近年来,全囯各地以历史文化为内涵所建成的主题公园不少,但这些公园或是为拍摄影视而建,或是在某地仅仅虚拟了某种历史文化环境。而在鉴湖之侧的鲁镇则不一样,它修建于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复制的是当地历史生活中的民情风俗,而且又是与小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故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依托鉴湖的水乡风光,依托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有鲁迅笔下风情的古色古香的水乡小镇。它将鲁迅作品中有关故乡绍兴的内容融入其中,使在鲁镇街上走、河上行的人们,时刻感受到鲁迅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鲁迅先生的呐喊似乎仍在古镇上空回荡。因此,走进鲁镇,仿佛是走进了历史,走进了鲁迅的小说,给人的是一种似幻似真的感觉,是一种以心灵而去实地感受历史、体验历史的感觉。
鲁镇融汇旧时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建筑风韵、自然景致,是百年前绍兴水乡的一个缩影。鲁镇是再现型文化主题景区,是传统旅游景区和现代主题公园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鲁迅作品和绍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越文化为底蕴,全面展示绍兴水街古镇。鲁镇占地150亩,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分为传统餐饮区、传统商铺区、休闲展示区、传统民居区、水上游览区五大区域。
鲁镇有一湖两河三街,湖为鉴湖,是越中名湖,绍兴人的“母亲湖”;鲁镇傍湖而建,两条小河自东而西横贯镇区,注入鉴湖;三条街道店铺林立,一色的黛瓦粉墙,灯笼高悬,酒幡飘翻,迎亲的队伍鼓号齐鸣,社戏台上戏文连轴,让人们感觉仿佛走进了20世纪初绍兴水乡的风俗人情画卷之中。那天,我们去鲁镇之时,不巧天正下着小雨,走过镇口的石牌坊,大家就匆匆忙忙地进了镇。镇口用青条石铺砌成的鲁镇广场上有鲁迅先生的青石座像,双目如炬,烛照一切,沉思中的鲁迅似乎在把身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介绍给大家。鲁迅在《故乡》中这样起笔:“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了!”鲁迅虽然以优美的笔调回忆了他童年的故乡生活,但却用很沉重的笔调写出了他重返故乡的感受,旧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沉重,鲁迅对新生活的渴望和信心充满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走过了镇中广场,穿行在鲁镇的街巷中,河面上清新湿润的微风轻轻扑面,水乡的枕河人家随处可见。鲁镇采用的是绍兴典型的白墙黑瓦、一河一湖两街的建筑格局。因此,走进鲁镇,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走进了一个旧时“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楫”的水乡古镇。水中波光粼粼,拍岸有声,望不尽的乌篷和龙舟来回奔波,宛如一座威尼斯城;岸上建筑幢幢,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沿河的民居、商铺错落有致,只是感觉这个“古镇”新了一点。这崭新的古镇,却让我们看到了浓缩了的绍兴。走在呈东西走向的鲁镇老街上,赏着青山绿水映衬着的粉墙黛瓦,还有东面的“新未庄”,南面的“古鉴湖”,记者仿佛置身于当年“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船楫”的水乡鲁镇之中。
鲁镇挺大,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多是鲁迅笔下提到建筑。大概是鲁镇新开张的缘故,好多“民居”还无人居住,好多商铺还无人经营,只是面街临河的家庭作坊、夫妻店堂还算生意兴隆。贡品店、锡箔店、油烛店、茶漆店、钱庄、当铺……那些现代都市已经没有的店铺林立在这里。走在石板路上,看到衣着清代服饰的巡街兵丁时,仿佛到了另一个朝代。
鲁府、赵府、钱府是鲁镇的重点建筑,鲁府是祥林嫂聊以寄身的“鲁四老爷”的宅第,赵府是《阿Q正传》中“赵太爷”的家,钱府则是《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住宅。走进鲁府,观看了在那里正在进行着的祝福仪式,再走进鲁府花园,欣赏了陈列在那里的历代名匾。行走在水巷和石桥之间的我们一行人,脑子里此时已是全部被鲁迅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所占据,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也摆进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时绍兴,仿佛正在亲眼目睹着小说故事中所发生着的一切。因此,当我们走到西施豆腐店门口时,立即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细脚伶仃的圆规杨二嫂来。及至坐在了曲尺柜台前,喝着服务员端上来的冒着热气的豆腐脑时,才意识到那位杨二嫂已是永远地成为历史中的小说形象了。
观瞻完鲁府,我们静静地在“镇公所”里看了一出“大团圆”的戏:阿Q正伏在地上画圆圈,上首案桌前端坐着“长衫人物”,两列支着水火棒的衙役。“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
出了“镇公所”,我们的心都有点沉甸甸的,许久没有人说话。远远地迎面走过来一个人,褴褛的衣衫,一顶破毡帽,来到近前,他竟油腔滑调地装着各种怪相,还歪斜着眼睛嚷了一句“造反了!造反了!”原来正是那个“阿Q”。大家刚从诧异中反应过来,斜旁又走来一个柱着拐杖的花白头发的老妇人,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唤叫着“阿毛啊,阿毛”,往我们后面走去了,那就是《祝福》中命运多舛的祥林嫂啊,我们的心便再次沉浸在先生叙说的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去了……
在鲁镇,经常可以看到阿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鲁迅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街上。游客多时,他们就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逗游人开心,引得游客纷纷掏出相机拍摄。游客少时,鲁四老爷就拿着个水烟盒四处游荡,阿Q就靠在牌门上歇息,祥林嫂坐在掌柜的柜台上喝茶,倒真有些生活的情趣。
镇里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组组形象夸张、形态各异的街头雕像。阿Q革命、阿Q挨打、阿Q调戏小尼姑、抢亲……让人发笑,也让人看到了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狂人日记演绎趣味游戏,活生生营造一个吃人的环境,构成水乡鲁镇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今的鲁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赞叹着天水交融的自然美景,欣赏着水乡浓浓的江南风情,回味着厚重的民俗文化,续写着鲁迅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一切……
从鲁镇的河埠坐船绕鉴湖慢慢驶出小镇。此时,在细雨蒙蒙之中的鲁镇,变得更加如幻如画。鲁镇在雨影中渐渐淡出之时,坐在小船之上,我回味刚才的游览经历,才真切地体会到,这个以鲁迅小说为内涵所设计的旧时绍兴乡镇式主题公园,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又因为它的内涵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所以,它能给人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啊!鲁镇,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解读鲁迅先生的一把钥匙。走进鲁镇,仿佛走近鲁迅。轻轻地,踩着青石板的诗韵,让我约你结伴而行,走进绍兴鲁镇梦一般的意境。
我佩服的人鲁迅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
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