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四种姓中婆罗门为最高等的种姓，而婆罗门主要负责祭司事宜，这表明祭司活动对雅利安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且祭司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婆罗门特殊的社会地位我们在吠陀文献《梨俱吠陀》中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因为那时代的圣歌除了大祭司外，几乎没有提到国王的高级官员在民政事务中担任任何职能。
在古印度人看来，婆罗门祭司掌管着祭祀大礼，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具有神的意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古印度社会，婆罗门精通各种知识经典，其职责是教授人们各种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施礼行政和教育等。由此，创造和传习文化知识都脱离不了婆罗门的领导，自然而然，婆罗门一开始就享有最崇高的社会地位。
仅次于婆罗门的第二种姓是刹帝利，它主要由王族和武士阶层演变而来。刹帝利掌握了一部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且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也越来越不满足于屈居于婆罗门之下并时时向婆罗门的无上地位进行挑战。到了吠陀时代的后期，刹帝利的权威已经超过了婆罗门，吠陀文献已公开声称，刹帝利是最高贵的，僧侣也只不过是国王的侍从。
第三种姓是吠舍，他们是农工商庶民组成的阶层，社会地位远低于两个高级种姓，而略高于首陀罗种姓。在古印度吠舍被认为是不洁者，凡是手工木匠接触过的东西会使祭典不洁，献神的祭品他们是不准接触的。吠舍往往同首陀罗结合成一个团体，共同抵制来自婆罗门和刹帝利的剥削压迫。
最低等的第四种姓被称为首陀罗，意为不可接触者，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首陀罗的社会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他们是奴隶种姓。首陀罗主要由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组成，随着雅利安人的不断争战，首陀罗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旦确立，就是世袭相传而不能更改的。种性制度不仅与社会地位有关，而且与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息息相关，所以说它不仅是阶级制度，而且还明显具有种族隔离的意味。
由于严格的种姓制度的隔离，古印度社会中存在许许多多禁忌，这些禁忌是包括婆罗门在内所有的人们都不敢僭越的。如婆罗门所做的食品其他种姓的人都可以吃，但首陀罗做的任何食物，其他种姓的人都不能吃。各种姓也不能合用一口井，他们认为水井会被其他种姓污染。如果首陀罗犯了禁，可能会被痛打或处死，而婆罗门犯了禁也不会好过。在《佛本生经》。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青的婆罗门外出学习，他整整一天粮水未进，又累又饿。后来遇到了一个首陀罗，后者看到他饥饿的样子，由于好心便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饥饿的婆罗门年轻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已饿得几乎连思考的气力都没有了，狼吞虎咽地把东西吃进了肚子里。吃完后，这个婆罗门才想起该问清楚施舍者的身份，那位首陀罗如实相告。一时婆罗门青年只觉如睛天霹雳，他翻肠倒胃地把刚吃进去东西吐光，仍觉自己肮脏不堪，最后直到把鲜血也吐了出来。他悲不自禁，独自走进密林深处，不再见任何人，不吃不喝，直至悲伤地死去。
在通婚方面，只许在同种姓内部之间通婚；一般还允许“顺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但禁止“逆婚”，如果坚持，高级种姓的人会被开除出种姓之外，连最低等的种姓也不会接受她。
不同种姓有不同的权利地位，这对于古印度社会来说再正常不过。显然，婆罗门权位最高，享有种种特权，其中“戴沃锡风俗”就是典型的婆罗门特权的例子，它起源于原始雅利安人以妻待客的习俗。在《诃利世系》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雅万国王曾把回家途中的伽尔劫大仙(雅度族人的老师)引到自己宫中做客，并派自己的妻子“款待”大仙，并留宿宫中。一夜风流后的大仙与国王妻子的结晶，就是后来称雄一时的迦尔雅万。“戴沃锡风俗”虽然说是雅利安人遗留下的野蛮文明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贵血统人的特权，就连集权力于一身的国王也摆脱不了它的禁锢，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民呢?
种姓制度非常强调妇女贞节，然而，婆罗门在强化种姓制度的另一面，却保留了原始的戴沃锡陋俗。它打着为女神服务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把一些青年或少女买进寺庙后供婆罗门祭司蹂躏，使他们声称的寺院变成了比妓院还肮脏的地方。
在种姓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古印度，一个人的职业也是与其种姓相应是固定世袭的。古印度人相信祭祀是与神灵的对话，是万能的，所以凡同宗教有关的职业都是神圣高贵的，这样的职业只有婆罗门的人才能胜任，并世代相传。凡是那些“肮脏”的工作都应由下贱的人来完成，故低种姓的人只能世代从事扫地、洗衣织染之类的工作。为了维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高级种姓极力限制和反对各种姓的人改行从事别的种姓的职业。
印度的种姓制度发端于吠陀时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却持续了数千年之久，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能惊叹于宗教对整个印度社会及印度人民的影响是如此之深，相对于种姓制度，也许就与婆罗门教的宗教影响，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有密切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