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人，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一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