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应该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录”。说是简介，尽量详细点啦～
王圆禄（1850-1931），湖北麻城县人，出身贫寒，略识文字。咸丰、同治以来，王圆禄的家乡湖广一带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战区，加之“麻城连年荒旱”，王圆禄乃“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约在同治末期随湖广军队来到酒泉，在肃州巡防营中当兵。后“厌心名利”，脱离军队，从盛姓道士“稽首受戒”，当了道士。“追后，云游敦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莫高窟下寺安身。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6月22日，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吕正操[6]（1905.1.4—2009.10.13[5]），吕正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上将，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字必之，辽宁省海城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1] 吕正操将军是最后一名逝世的开国上将。
吕正操于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祖上是河北清河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精明强干，能读会写，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吕正操被张学良召到身边担任少校副官。
1929年起任东北军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1932年至1936年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1月起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指示率部开赴冀中，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1938年5月至1943年秋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其间：曾任冀中区党委委员、冀中军政委员会委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常委。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吕正操同志遗像1949年1月至10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其间：1949年5月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1949年11月至1961年3月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1961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书记。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62年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4年11月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12月起），1965年1月起任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7月12日林彪、江青集团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吕正操关押入狱长达7年，夫人刘沙也被关押。1973年初秋，重获自由的刘沙给毛泽东写信，为丈夫申冤。1974年7月，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出狱，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8月至1977年12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12月至1983年1月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吕正操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著有《吕正操回忆录》、《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将军自述》、《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与罗瑞卿、王炳南合著）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赋》创作组长陈恩田曾为吕正操将军题字：正大光明，操行世范。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6月22日，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吕正操[6]（1905.1.4—2009.10.13[5]），吕正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上将，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字必之，辽宁省海城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1] 吕正操将军是最后一名逝世的开国上将。
吕正操于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祖上是河北清河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精明强干，能读会写，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吕正操被张学良召到身边担任少校副官。
1929年起任东北军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1932年至1936年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1月起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指示率部开赴冀中，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1938年5月至1943年秋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其间：曾任冀中区党委委员、冀中军政委员会委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常委。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吕正操同志遗像1949年1月至10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其间：1949年5月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1949年11月至1961年3月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1961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书记。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62年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4年11月起任铁道部代部长兼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12月起），1965年1月起任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7月12日林彪、江青集团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把吕正操关押入狱长达7年，夫人刘沙也被关押。1973年初秋，重获自由的刘沙给毛泽东写信，为丈夫申冤。1974年7月，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出狱，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8月至1977年12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12月至1983年1月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吕正操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著有《吕正操回忆录》、《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将军自述》、《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与罗瑞卿、王炳南合著）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赋》创作组长陈恩田曾为吕正操将军题字：正大光明，操行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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