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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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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10-25
二、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