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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初升腾于中国夜空闪耀千秋的双子星座。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已经构成了两座丰碑，并以卓越的创造精神和光辉的业绩，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赢得了世界的声誉。正如周恩来同志评述的那样：“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们是“各人自有千秋”。
鲁迅和郭沫若同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幼年的教育，特别是母亲的教养，大致相近。早期的悲剧婚姻相似，且都对各自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深刻影响。都留学日本，最初立志学医，走医学救国之路。后尽管原因不同，但都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早期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不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俩既重创作也兼顾翻译，成就相同，都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郭沫若认识鲁迅是从接触鲁迅的作品开始，当他读到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时，便由衷地敬佩，“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并为鲁迅的一篇小说发表时排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后面深感不平。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又专门著文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奋战忿斗”的精神。1927年在给李霁野的信中特别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这里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关系，不仅是赞赏、关切，而且引为同一战线。鲁迅还多次揭穿反动文人陈源及高长虹之流企图挑拨他与郭沫若的关系的阴谋，使其伎俩不能得逞。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很珍视同郭沫若的关系。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革命本质和品格，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同一文化新军的两位主将，两面旗帜；也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得以并立文坛，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伟人。
鲁迅与郭沫若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伟大成就、光辉业绩离不开时代。他们思想性格乃至气质中的某些不足也与历史条件、时代特点分不开。此外，他们的文化教养，彼此不同的人生阅历、兴趣爱好的差异等，也都影响到各自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集中表现在对文学运动的看法和文学流派的分歧，彼此进行过几次论争。
1928年1月15日，有一种名为《文化批判》的杂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其错误地对鲁迅进行了围攻，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围圈。他化名杜荃的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中，用尖酸的语言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兰斯蒂）”。对此，鲁迅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对郭沫若的攻击不给予还击，作了极度的忍耐，但却非常痛心。
1931年7月20日，鲁迅演讲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科学地评述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其功过，同时指出了创造社等在这次运动中所产生某些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这本来是十分中肯的分析，讲演中虽然对某些创造社的成员有一些批评，但也是十分有分寸的。然而郭沫若却歪曲理解鲁迅中肯的批评，在写《创造十年》时，加上了一篇《发端》，再次对鲁迅发起全面攻击，把鲁迅写成是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
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把郭沫若看成是“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自己“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因此对作为友军的郭沫若，虽然有时也不免“笔墨相讥”，但还是牢牢把握着战斗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之处。鲁迅一直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团体，对大部分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都视为革命者或进步作家看待。希望联合起来，造成一条革命文学战线，更猛烈地向旧社会发起进攻。
当时创造社方面，也希望与鲁迅合作，共同发起文学革命，郭沫若他们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稿人。他们两次派员访问鲁迅商谈此事，鲁迅立即欣然同意。鲁迅还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革命文学的园地。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这份广告的所列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名鲁迅，第二名郭沫若，笔名麦克昂，这表明鲁迅和郭沫若相互间的联合愿望是共同的。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经历了共同的思想发展道路，终于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汇合起来。
郭沫若和鲁迅虽然有些意见分歧，但1936年当他读到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时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深为感动，“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在读完《鲁迅全集》后，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
不久，鲁迅逝世。整个文化界，特别是在郭沫若心灵上，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立即捐弃前嫌，无保留地站到鲁迅的旗帜下，热情地宣传鲁迅。在鲁迅逝世当晚，他虽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勇敢地捍卫和维护鲁迅，揭露反动文人对鲁迅的诽谤和诬蔑；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时刻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力求以鲁迅的精神去生活、去斗争。这成为文坛上被人传诵的佳话，显示了郭沫若真诚无私的伟大人格和宽广胸怀。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他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他们的辉煌业绩和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财富，永远召唤着我们前进！
鲁迅和郭沫若同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幼年的教育，特别是母亲的教养，大致相近。早期的悲剧婚姻相似，且都对各自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深刻影响。都留学日本，最初立志学医，走医学救国之路。后尽管原因不同，但都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早期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不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俩既重创作也兼顾翻译，成就相同，都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郭沫若认识鲁迅是从接触鲁迅的作品开始，当他读到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时，便由衷地敬佩，“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并为鲁迅的一篇小说发表时排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后面深感不平。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又专门著文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奋战忿斗”的精神。1927年在给李霁野的信中特别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这里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关系，不仅是赞赏、关切，而且引为同一战线。鲁迅还多次揭穿反动文人陈源及高长虹之流企图挑拨他与郭沫若的关系的阴谋，使其伎俩不能得逞。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很珍视同郭沫若的关系。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革命本质和品格，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同一文化新军的两位主将，两面旗帜；也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得以并立文坛，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伟人。
鲁迅与郭沫若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伟大成就、光辉业绩离不开时代。他们思想性格乃至气质中的某些不足也与历史条件、时代特点分不开。此外，他们的文化教养，彼此不同的人生阅历、兴趣爱好的差异等，也都影响到各自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集中表现在对文学运动的看法和文学流派的分歧，彼此进行过几次论争。
1928年1月15日，有一种名为《文化批判》的杂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其错误地对鲁迅进行了围攻，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围圈。他化名杜荃的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中，用尖酸的语言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兰斯蒂）”。对此，鲁迅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对郭沫若的攻击不给予还击，作了极度的忍耐，但却非常痛心。
1931年7月20日，鲁迅演讲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科学地评述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其功过，同时指出了创造社等在这次运动中所产生某些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这本来是十分中肯的分析，讲演中虽然对某些创造社的成员有一些批评，但也是十分有分寸的。然而郭沫若却歪曲理解鲁迅中肯的批评，在写《创造十年》时，加上了一篇《发端》，再次对鲁迅发起全面攻击，把鲁迅写成是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
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把郭沫若看成是“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自己“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因此对作为友军的郭沫若，虽然有时也不免“笔墨相讥”，但还是牢牢把握着战斗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之处。鲁迅一直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团体，对大部分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都视为革命者或进步作家看待。希望联合起来，造成一条革命文学战线，更猛烈地向旧社会发起进攻。
当时创造社方面，也希望与鲁迅合作，共同发起文学革命，郭沫若他们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稿人。他们两次派员访问鲁迅商谈此事，鲁迅立即欣然同意。鲁迅还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革命文学的园地。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这份广告的所列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名鲁迅，第二名郭沫若，笔名麦克昂，这表明鲁迅和郭沫若相互间的联合愿望是共同的。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经历了共同的思想发展道路，终于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汇合起来。
郭沫若和鲁迅虽然有些意见分歧，但1936年当他读到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时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深为感动，“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在读完《鲁迅全集》后，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
不久，鲁迅逝世。整个文化界，特别是在郭沫若心灵上，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立即捐弃前嫌，无保留地站到鲁迅的旗帜下，热情地宣传鲁迅。在鲁迅逝世当晚，他虽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勇敢地捍卫和维护鲁迅，揭露反动文人对鲁迅的诽谤和诬蔑；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时刻把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力求以鲁迅的精神去生活、去斗争。这成为文坛上被人传诵的佳话，显示了郭沫若真诚无私的伟大人格和宽广胸怀。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他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他们的辉煌业绩和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财富，永远召唤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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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9-03
文人+流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