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建议你看一下《浪客剑心》 讲的就是明治维新前后
明治维新前是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一）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设在江户的幕府是全国最高统治机关，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他依靠以老中（有时在老中上面设置大老）为首的幕府官僚进行统治。天皇及其公卿（宫廷贵族）住在京都，天皇被剥夺了一切大权，只不过是全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
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其中最大的是幕府将军的领地，其面积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三大都市（江户、大阪、京都）也归幕府直辖。天皇及公卿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合在一起，年收入在十二万石左右。其余的领地分属于两百六十几个封建领主——大名。大名的领地称曰藩，因之大名又称为藩主，他们的领地在名义上是由将军分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向将军效忠，并且向他负担军事上的或其他义务。在军事上，幕府控制的军队最多，约八万余人，而大名手下的兵力最多也不过一万人。大名分为三类：一、“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二、“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的旧臣，或在德川幕府建立前臣服于德川家的大名，他们可以担任幕府显要官职；三、“外样大名”，是1600年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将军的大名，他们不能参加幕政，因为他们与将军的关系最为疏远。为了控制“外样大名”，幕府要求他们都把家属安置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防备他们“作乱”，大名在藩内是最高统治者，握有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居民都处在他的管辖之下。
将军和大名都养有许多武士（这是狭义上的武士，从广义上说，将军及大名也是武士），全国武士有40万人之众。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有“旗本”和“御家人”之分，前者地位优越，可以参加幕政，而且德川家的领地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他们的。大名手下的武士，有“权门武士”和下级武士之分，前者是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藩政。武士中除旗本外，一般都没有领地，他们靠将军或大名所发给的禄米为生。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负有跟随将军或大名作战的义务。他们有携带佩刀的特权。
以上便是所谓幕藩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便是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将军、公卿、幕府及藩的官员以及武士，共约占全人口的10％。“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农”便是农民，农民约占全人口的80％，他们是将军、天皇、公卿、大名及旗本的领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封建地租或年贡（大部分为实物，一部分旱田则缴纳现款）。地租按照“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可见剥削是很重的。领主还要求农民服各种劳役，其中最突出的是“纳乡”，在这个制度下，领主外出旅行沿途所需脚夫、马匹等都向附近农民征发，这对于农民是一个沉重的额外负担。领主为了加强剥削，用种种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他们的许多自由：迁徙的自由、转业的自由以及买卖或处理耕地的自由等等。甚至农民想在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的作物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各村实行“五家连坐”制度，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罪”，其余四家都要负连带责任。大多数农民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在缴地租、年贡后，所余无几，无法维持全家温饱。领主们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秘诀。”在农村中，除了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外，还有无地的贫农，如“水吞”、“小前”等，他们连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
“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他们都被称为“町人”，是封建等级中的下层。幕府为了防止封建经济瓦解，对町人的活动加以严厉的限制。17、18世纪以来，经过幕府或各藩的批准，在各地成立所谓“株仲间”的封建行会组织，只有加入这个组织的人方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使“株仲间”垄断了工、商业。“株仲间”对于加入这个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密切的监督，监督手工业者的产品质量，调整商人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控制贸易等等。手工业者及商人还负担沉重的赋税。在政治上，他们也处于无权地位，甚至人身也得不到保障。武士如果认为他们“失礼”，就可以根据“格杀勿论”的法律用剑杀死他们。
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三四十万“贱民”，“贱民”分为“秽多”和“非人”二种。“秽多”被视为先天的“贱民”，永世不得改变身份，他们只能从事制皮革、制草履、屠宰等“卑贱”职业。“非人”除世袭者外，也有平民因犯罪而被贬为“非人”的，他们靠卖艺、乞讨度日，有时也被幕府拉去充当牢房看守或刽子手。他们的身份比“秽多”还要低。“贱民”在社会上蒙受种种歧视和迫害。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等级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士之子恒为士，农工商之子也恒为农工商。
（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到18世纪初为止，日本基本上维持了自然经济，不但粮食，而且举凡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大部分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各藩的经济也都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由于实行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只限于以中国、荷兰及朝鲜为对象，并且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整个日本也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日本社会恰像一潭死水。
然而从18世纪初以后，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上缴外还有剩余，并且作为商品出卖。也开始生产经济作物——桑、棉、菜籽、靛蓝植物、蜡树、漆、甘蔗、茶及烟草等。同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及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显著，在“本百姓”中有少数人上升为富农，他们雇用短工耕种大片土地。有的富农成为商人包买主，他们事先把原料（棉花）贷给农民，叫他们以自己的工具织成布匹，然后付以现金作为报酬。也有的人先把织机供应给农民，责其在家中为他织布。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再进一步发展，一些商人包买主自己设立棉纺织工场，招雇“机织下女”从事纺织。于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开始在棉纺织业中出现。到19世纪初，丝织、造纸、酿酒等生产部门都出现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场主不仅来自富农，而且也来自各藩的城市商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大阪地区就是如此。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使用工人137人，其中雇佣工人就有87人。19世纪中叶，关东地区的丝织业中约有260家手工工场，每家有织机6架至10架。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工人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有300个，到1867年已超过400个。不过，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手工工场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在农村，也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到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用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压抑。
这样，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关系在城乡生长起来了。
（三）经济变动下的阶级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工农业中的生长，新兴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商人包买主及富农——出现了。就是新地主，也是作为瓦解封建领主所有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生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受到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的重重阻碍，也受到特权大商人的限制和压抑，因而他们对幕藩体制深为不满。新地主要求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充分的所有权，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也反对幕藩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但是，新兴资产阶级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尚未形成为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与新兴资产阶级不同，依附于幕藩的特权大商人（又称“政商”）却是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集团。他们勾结封建领主，通过包揽税收，享有各种专卖权，压制和排挤中小商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大金融高利贷者和大矿场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井、鸿池、小野和住友等。早在18世纪末这些特权商人就集中了巨额财富，雄视全国。据本多利明估计，1790年，“日本财富的15/16在商人手中，1/16在武家手中”。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的财政日益拮据，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大商人借债，一个时候债务总数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有些大名因对豪商负债过多而为他们所挟制，不得不允许他们参与藩政，让其购买武士身份，给予带刀的特权。这些富商大贾尽管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寄生在封建制度上面，和广大人民处在对立地位，但是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害冲突。将军、大名随时可以宣布债权无效，甚至捏造罪名对他们滥施刑罚，强夺他们的财产，使其失去生命财产的保障。因之，这个集团对幕藩封建统治也怀一定程度的不满。不过，由于它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幕藩封建统治的力量。
经济变动大大影响了武士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领主的生活更加豪奢糜烂，以致弄得财政支绌，入不敷出。同时，国家承平日久，豢养武士成为一种无用的负担，因此许多大名不得不裁减武士的禄米，有的减至一半。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武阳隐士语），以致被迫另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经营商业，有的当批发行资本家。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武士籍，成为“浪人”，设塾教书，或开业当医生，或当作家等等。武士的这种转化，也是日本武士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日本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没有封建领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制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因此，一旦减少或失去禄米，他们就很容易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统治阶级，并且与被统治阶级共命运了。
在农村，在从农民中分化出少数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同时，有一部分农民没落了，他们丧失了土地，沦为“水吞”、雇农、佃农，或者变成受包买主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雇工等等。不过，“本百姓”在农村中仍占压倒多数，他们和“水吞”、半无产者都受到领主、新地主的剥削，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农民贫困，土地也随之贫瘠了，连年歉收，时常发生大饥馑，饿死于沟壑者动辄以万计，甚至达到数十万。
处境悲惨的广大农民，很自然地向往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他们的渴望和要求，最明显地反映在安藤昌益（1707～？年）的思想中。安藤当过医生，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遭遇，憧憬一个美好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思想表达在他所写的《自然真营道》《统道真传》等书中。他写道：“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分；真仁存在于从事耕织之众人，不耕织而图衣食者若能得禁，则无穷民矣。”他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压迫，消灭现在的“法的世界”，回到“自然世界”去。在他心目中，在“自然世界”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一律平等，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他这个思想虽属空想，但是在当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农民的悲惨地位，也推动他们起来反抗。到18世纪初期，农民起义屡次发生，平均每年要有5次。到18世纪后半期增到每年平均15次。到19世纪上期，从1801年到1843年，爆发了320次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发生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过去的农民起义者仅仅要求减轻租税，现在则提出分配土地、赶走贪官污吏等要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对于城市人民的剥削也加强了，加以灾荒连年，商人囤积居奇，粮价腾贵，因而平民生活每况愈下，在群众中间酝酿着深深的不满。结果，在1837年在大阪爆发了大盐平八郎（1794～1837年）所领导的起义。
19世纪30年代，大富豪勾结幕府官吏任意抬高米价及物价，城市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阪町奉行所“与力”（办理民政警务的下级警官）大盐平八郎（也是一位学者）目睹平民的惨苦遭遇，不胜悲愤，感到只有领导他们起来斗争，才是出路。1837年2月19日，大阪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下级武士在他的带领下起义。起义者捣毁米店、放火焚烧豪商邸宅。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大阪全城。起义虽然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它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城市平民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在它的推动下，摄津、越后、周防等地相继爆发了同样的起义。
（四）天保改革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及城乡人民反抗运动的发展，使得德川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面临崩溃的前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在加紧镇压人民运动的同时，幕府一再进行所谓“改革”，以图增强幕府的财政力量，限制商品流通，阻止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防止人民运动。
1842年到1843年（天保13～14年）的“改革”是在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人民习练武艺和持有武器，严禁农民结党活动，目的是防范农民暴动。第二，发布“遣返令”，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重返农村，禁止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限制雇工的工资。其目的在于妄图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禁止奢侈，矫正风俗”。“禁止奢侈”的目的在于断绝商品经济发展的根 源；“矫正风俗”的目的在于取缔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兰学”。第四，取消城市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沉重的捐税，抑制物价，借以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恢复封建自然经济秩序。第五，减免大名、旗本所欠幕府的债务，或者重新贷钱给他们，以便救济日趋贫困没落的封建领主。奖励领主家臣习武，以强化封建统治者的爪牙。第六，颁布“征收土地令”，将江户、大阪周围十里内的大名与旗本的土地划为幕府领地。
这个“改革”并不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的调整，而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这次幕政“改革”因遭到幕府内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反对，不到两年便告失败。
在幕府进行“改革”的前后，各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在各藩的改革中，许多藩仿效幕府的做法，同样遭到失败。但是西南诸藩——长州、萨摩、佐贺和肥前所实行的改革却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原来西南诸藩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农业更为发达，阶级分化也更为剧烈，农民起义、平民起义也更为频繁。同时，这里与新兴地主、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由于接受西方思想，极力主张实行藩政改革，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下级武士的推动及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四个藩从1838年起先后着手藩政改革。首先进行改革的是长州，它的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把藩的财政状况（藩主的私人用度也包括在内）都向全体藩士与人民公开，并征求改进意见。藩政的一般方针也让藩内武士自由讨论。第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材。这是下级武士参加藩政的开端。第三，减轻地租，豁免荒田的地租。这促进了耕地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当然这主要对富农有利。第四，打击富豪，救济下级武士，禁止高利贷。第五，改革教育与军事。增设学校，奖西学，擢用人材。采用西洋枪炮练兵。
其他西南诸藩改革内容与长州大同小异。萨摩藩在经过改革后，加强了对琉球的贸易，扩大了南部各岛的蔗糖生产。该藩在军事方面，特别在海军方面学习了西方技术。因而萨摩成为日本后来建设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西南四藩改革中还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
西南四藩的改革卓有成效：第一，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打开了新局面，维护了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利益。第二，藩的财政力量增强。第三，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扩大了。第四，在军事方面采用了西方技术，因而加强了藩的实力。
明治维新前是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一）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设在江户的幕府是全国最高统治机关，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他依靠以老中（有时在老中上面设置大老）为首的幕府官僚进行统治。天皇及其公卿（宫廷贵族）住在京都，天皇被剥夺了一切大权，只不过是全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
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其中最大的是幕府将军的领地，其面积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三大都市（江户、大阪、京都）也归幕府直辖。天皇及公卿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合在一起，年收入在十二万石左右。其余的领地分属于两百六十几个封建领主——大名。大名的领地称曰藩，因之大名又称为藩主，他们的领地在名义上是由将军分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向将军效忠，并且向他负担军事上的或其他义务。在军事上，幕府控制的军队最多，约八万余人，而大名手下的兵力最多也不过一万人。大名分为三类：一、“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二、“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的旧臣，或在德川幕府建立前臣服于德川家的大名，他们可以担任幕府显要官职；三、“外样大名”，是1600年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将军的大名，他们不能参加幕政，因为他们与将军的关系最为疏远。为了控制“外样大名”，幕府要求他们都把家属安置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防备他们“作乱”，大名在藩内是最高统治者，握有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居民都处在他的管辖之下。
将军和大名都养有许多武士（这是狭义上的武士，从广义上说，将军及大名也是武士），全国武士有40万人之众。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有“旗本”和“御家人”之分，前者地位优越，可以参加幕政，而且德川家的领地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他们的。大名手下的武士，有“权门武士”和下级武士之分，前者是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藩政。武士中除旗本外，一般都没有领地，他们靠将军或大名所发给的禄米为生。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负有跟随将军或大名作战的义务。他们有携带佩刀的特权。
以上便是所谓幕藩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便是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将军、公卿、幕府及藩的官员以及武士，共约占全人口的10％。“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农”便是农民，农民约占全人口的80％，他们是将军、天皇、公卿、大名及旗本的领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封建地租或年贡（大部分为实物，一部分旱田则缴纳现款）。地租按照“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可见剥削是很重的。领主还要求农民服各种劳役，其中最突出的是“纳乡”，在这个制度下，领主外出旅行沿途所需脚夫、马匹等都向附近农民征发，这对于农民是一个沉重的额外负担。领主为了加强剥削，用种种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他们的许多自由：迁徙的自由、转业的自由以及买卖或处理耕地的自由等等。甚至农民想在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的作物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各村实行“五家连坐”制度，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罪”，其余四家都要负连带责任。大多数农民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在缴地租、年贡后，所余无几，无法维持全家温饱。领主们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秘诀。”在农村中，除了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外，还有无地的贫农，如“水吞”、“小前”等，他们连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
“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他们都被称为“町人”，是封建等级中的下层。幕府为了防止封建经济瓦解，对町人的活动加以严厉的限制。17、18世纪以来，经过幕府或各藩的批准，在各地成立所谓“株仲间”的封建行会组织，只有加入这个组织的人方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使“株仲间”垄断了工、商业。“株仲间”对于加入这个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密切的监督，监督手工业者的产品质量，调整商人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控制贸易等等。手工业者及商人还负担沉重的赋税。在政治上，他们也处于无权地位，甚至人身也得不到保障。武士如果认为他们“失礼”，就可以根据“格杀勿论”的法律用剑杀死他们。
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三四十万“贱民”，“贱民”分为“秽多”和“非人”二种。“秽多”被视为先天的“贱民”，永世不得改变身份，他们只能从事制皮革、制草履、屠宰等“卑贱”职业。“非人”除世袭者外，也有平民因犯罪而被贬为“非人”的，他们靠卖艺、乞讨度日，有时也被幕府拉去充当牢房看守或刽子手。他们的身份比“秽多”还要低。“贱民”在社会上蒙受种种歧视和迫害。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等级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士之子恒为士，农工商之子也恒为农工商。
（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到18世纪初为止，日本基本上维持了自然经济，不但粮食，而且举凡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大部分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各藩的经济也都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由于实行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只限于以中国、荷兰及朝鲜为对象，并且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整个日本也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日本社会恰像一潭死水。
然而从18世纪初以后，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上缴外还有剩余，并且作为商品出卖。也开始生产经济作物——桑、棉、菜籽、靛蓝植物、蜡树、漆、甘蔗、茶及烟草等。同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及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显著，在“本百姓”中有少数人上升为富农，他们雇用短工耕种大片土地。有的富农成为商人包买主，他们事先把原料（棉花）贷给农民，叫他们以自己的工具织成布匹，然后付以现金作为报酬。也有的人先把织机供应给农民，责其在家中为他织布。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再进一步发展，一些商人包买主自己设立棉纺织工场，招雇“机织下女”从事纺织。于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开始在棉纺织业中出现。到19世纪初，丝织、造纸、酿酒等生产部门都出现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场主不仅来自富农，而且也来自各藩的城市商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大阪地区就是如此。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使用工人137人，其中雇佣工人就有87人。19世纪中叶，关东地区的丝织业中约有260家手工工场，每家有织机6架至10架。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工人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有300个，到1867年已超过400个。不过，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手工工场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在农村，也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到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用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压抑。
这样，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关系在城乡生长起来了。
（三）经济变动下的阶级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工农业中的生长，新兴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商人包买主及富农——出现了。就是新地主，也是作为瓦解封建领主所有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生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受到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的重重阻碍，也受到特权大商人的限制和压抑，因而他们对幕藩体制深为不满。新地主要求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充分的所有权，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也反对幕藩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但是，新兴资产阶级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尚未形成为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与新兴资产阶级不同，依附于幕藩的特权大商人（又称“政商”）却是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集团。他们勾结封建领主，通过包揽税收，享有各种专卖权，压制和排挤中小商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大金融高利贷者和大矿场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井、鸿池、小野和住友等。早在18世纪末这些特权商人就集中了巨额财富，雄视全国。据本多利明估计，1790年，“日本财富的15/16在商人手中，1/16在武家手中”。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的财政日益拮据，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大商人借债，一个时候债务总数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有些大名因对豪商负债过多而为他们所挟制，不得不允许他们参与藩政，让其购买武士身份，给予带刀的特权。这些富商大贾尽管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寄生在封建制度上面，和广大人民处在对立地位，但是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害冲突。将军、大名随时可以宣布债权无效，甚至捏造罪名对他们滥施刑罚，强夺他们的财产，使其失去生命财产的保障。因之，这个集团对幕藩封建统治也怀一定程度的不满。不过，由于它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幕藩封建统治的力量。
经济变动大大影响了武士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领主的生活更加豪奢糜烂，以致弄得财政支绌，入不敷出。同时，国家承平日久，豢养武士成为一种无用的负担，因此许多大名不得不裁减武士的禄米，有的减至一半。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武阳隐士语），以致被迫另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经营商业，有的当批发行资本家。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武士籍，成为“浪人”，设塾教书，或开业当医生，或当作家等等。武士的这种转化，也是日本武士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日本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没有封建领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制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因此，一旦减少或失去禄米，他们就很容易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统治阶级，并且与被统治阶级共命运了。
在农村，在从农民中分化出少数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同时，有一部分农民没落了，他们丧失了土地，沦为“水吞”、雇农、佃农，或者变成受包买主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雇工等等。不过，“本百姓”在农村中仍占压倒多数，他们和“水吞”、半无产者都受到领主、新地主的剥削，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农民贫困，土地也随之贫瘠了，连年歉收，时常发生大饥馑，饿死于沟壑者动辄以万计，甚至达到数十万。
处境悲惨的广大农民，很自然地向往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他们的渴望和要求，最明显地反映在安藤昌益（1707～？年）的思想中。安藤当过医生，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遭遇，憧憬一个美好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思想表达在他所写的《自然真营道》《统道真传》等书中。他写道：“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分；真仁存在于从事耕织之众人，不耕织而图衣食者若能得禁，则无穷民矣。”他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压迫，消灭现在的“法的世界”，回到“自然世界”去。在他心目中，在“自然世界”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一律平等，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他这个思想虽属空想，但是在当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农民的悲惨地位，也推动他们起来反抗。到18世纪初期，农民起义屡次发生，平均每年要有5次。到18世纪后半期增到每年平均15次。到19世纪上期，从1801年到1843年，爆发了320次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发生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过去的农民起义者仅仅要求减轻租税，现在则提出分配土地、赶走贪官污吏等要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对于城市人民的剥削也加强了，加以灾荒连年，商人囤积居奇，粮价腾贵，因而平民生活每况愈下，在群众中间酝酿着深深的不满。结果，在1837年在大阪爆发了大盐平八郎（1794～1837年）所领导的起义。
19世纪30年代，大富豪勾结幕府官吏任意抬高米价及物价，城市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阪町奉行所“与力”（办理民政警务的下级警官）大盐平八郎（也是一位学者）目睹平民的惨苦遭遇，不胜悲愤，感到只有领导他们起来斗争，才是出路。1837年2月19日，大阪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下级武士在他的带领下起义。起义者捣毁米店、放火焚烧豪商邸宅。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大阪全城。起义虽然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它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城市平民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在它的推动下，摄津、越后、周防等地相继爆发了同样的起义。
（四）天保改革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及城乡人民反抗运动的发展，使得德川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面临崩溃的前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在加紧镇压人民运动的同时，幕府一再进行所谓“改革”，以图增强幕府的财政力量，限制商品流通，阻止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防止人民运动。
1842年到1843年（天保13～14年）的“改革”是在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人民习练武艺和持有武器，严禁农民结党活动，目的是防范农民暴动。第二，发布“遣返令”，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重返农村，禁止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限制雇工的工资。其目的在于妄图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禁止奢侈，矫正风俗”。“禁止奢侈”的目的在于断绝商品经济发展的根 源；“矫正风俗”的目的在于取缔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兰学”。第四，取消城市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沉重的捐税，抑制物价，借以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恢复封建自然经济秩序。第五，减免大名、旗本所欠幕府的债务，或者重新贷钱给他们，以便救济日趋贫困没落的封建领主。奖励领主家臣习武，以强化封建统治者的爪牙。第六，颁布“征收土地令”，将江户、大阪周围十里内的大名与旗本的土地划为幕府领地。
这个“改革”并不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的调整，而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这次幕政“改革”因遭到幕府内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反对，不到两年便告失败。
在幕府进行“改革”的前后，各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在各藩的改革中，许多藩仿效幕府的做法，同样遭到失败。但是西南诸藩——长州、萨摩、佐贺和肥前所实行的改革却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原来西南诸藩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农业更为发达，阶级分化也更为剧烈，农民起义、平民起义也更为频繁。同时，这里与新兴地主、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由于接受西方思想，极力主张实行藩政改革，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下级武士的推动及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四个藩从1838年起先后着手藩政改革。首先进行改革的是长州，它的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把藩的财政状况（藩主的私人用度也包括在内）都向全体藩士与人民公开，并征求改进意见。藩政的一般方针也让藩内武士自由讨论。第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材。这是下级武士参加藩政的开端。第三，减轻地租，豁免荒田的地租。这促进了耕地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当然这主要对富农有利。第四，打击富豪，救济下级武士，禁止高利贷。第五，改革教育与军事。增设学校，奖西学，擢用人材。采用西洋枪炮练兵。
其他西南诸藩改革内容与长州大同小异。萨摩藩在经过改革后，加强了对琉球的贸易，扩大了南部各岛的蔗糖生产。该藩在军事方面，特别在海军方面学习了西方技术。因而萨摩成为日本后来建设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西南四藩改革中还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
西南四藩的改革卓有成效：第一，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打开了新局面，维护了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利益。第二，藩的财政力量增强。第三，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扩大了。第四，在军事方面采用了西方技术，因而加强了藩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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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2-28
很差 比晚清政治经济方面还差
第2个回答 2009-12-27
幕府统治下
第3个回答 2009-12-17
19世纪中期，日本仍是闭关锁国，落后的封建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出现民族危机：一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闯入日本港口，要求谈判通商。二是1854年，日本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幕府统治岌岌可危 。
此外，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以下几点：
1、封建的土地制度仍旧是主要的经济制度。
2、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
3、幕府统治时期，经济非常落后。和中国一样，闭关锁国政策仍旧是在执行当中，缺乏对外交流，包括经济交流。
4、受到了外部经济的打击。美国等国家叩关之后，日本也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本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本国的小农经济被外部经济的冲击破产的很多，造成了很多下层人民无法正常生活，小农经济的破碎，使得封建土地制度瓦解的速度加快。而且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此外，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以下几点：
1、封建的土地制度仍旧是主要的经济制度。
2、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
3、幕府统治时期，经济非常落后。和中国一样，闭关锁国政策仍旧是在执行当中，缺乏对外交流，包括经济交流。
4、受到了外部经济的打击。美国等国家叩关之后，日本也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本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本国的小农经济被外部经济的冲击破产的很多，造成了很多下层人民无法正常生活，小农经济的破碎，使得封建土地制度瓦解的速度加快。而且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