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生于慈庆宫,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即皇帝位,年号崇祯。即位之初,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在位期间,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不断,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岁。清军入关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追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隆武帝改庙号为威宗。
轶事典故
好学不倦
崇祯帝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博览群书,举凡《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皇祖明训》《帝鉴图说》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画历代明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分别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激励自己。
年号起名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在选择年号问题上,朱由检颇有斟酌。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一为“乾圣”,朱由检说“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为“兴福”,朱由检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为“咸嘉”,朱由检认为“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
僧尼相配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军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请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崇祯帝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
崇祯梦有
明末清初学者谈迁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祯帝梦见有人写了个“有”字,醒来后告诉太监,有人说这是吉兆。不久,会极门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说“陛下梦后,诸臣革革以为祥,臣窃以为非利,盖‘有’字,则‘大明’去其半矣!”崇祯帝龙颜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却找不到。有人说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细。
后来这个事件演变为“崇祯测字”的民间传说。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军师宋献策潜入北京,乔装成测字先生。恰逢崇祯帝微服私访,出来散心,看到测字摊,便说:“来,为朕测个字!”宋献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祯帝。崇祯帝看到路边“大有粮店”,写了个“有”字,并询问大明国运。宋献策说:“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祯帝说:“先生,我问的朋友的‘友’!”宋献策说:“这个友是反字出头,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连一半也剩不下了。”崇祯帝又说:“我问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献策心说:“你还有准主意呀!”宋献策说:“皇上乃万乘之尊,酉字上添二点,下添寸,现在尊字下边缺大腿上边没脑袋,光剩中间一骨节还活什么劲儿?”
密室藏画
崇祯帝上吊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写到:“文武百官全都倒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刘诚意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大明陪臣
崇祯十七年,有个朝鲜人崔孝一来到在北京昌平县城外的崇祯帝墓前,绝食七日而死。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中国史书是绝不会记载的,但朝鲜的正史和野史却大书特书,赞美这人是“千古义士”。
人物评价
人物总评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历代评价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明遗民屈大均:“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驭,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几时忘!“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明季所行,多迂阔可笑。建极殿后阶石,高厚数丈,方整一块,其费不赀,采买搬运至京,不能舁入午门,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祯尝学乘马,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秋,甫乘,辄已坠马,乃责马四十,发苦驿当差。马犹有知识,石何所知?如此举动,岂不发噱?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崇祯帝殉国几年后,有几位朝鲜官员引用崇祯帝“荒淫亡国”及光海君为例劝谏国王李倧(仁祖),李倧表示:“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不能支保,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设有可言之事,我国之道,礼当隐讳而已、悲怆而已,何敢形诸文字,与无母之人(指光海君)并论哉?”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