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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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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11-17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人称“文思革”。代表作: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等。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留日归国,任时两级师范(现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化学教员,兼日语助教。其讲课及所编《生理学讲义》,深受学生欢迎。同年冬参加木瓜之役。1918年首次以鲁迅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典范。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留日归国,任时两级师范(现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化学教员,兼日语助教。其讲课及所编《生理学讲义》,深受学生欢迎。同年冬参加木瓜之役。1918年首次以鲁迅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典范。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鲁迅逝世前后
佚名
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
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下午,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19日早晨5时25分,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10时,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殡仪馆的吊唁大厅、走廊,都挂满了挽联,直到大厅外的空地上,都拉起绳子挂满了雪白的挽幛。
20日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有工人、学生、小贩、报童、人力车夫、学者。(四天间,签名的个人有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21日下午3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22日下午开始出殡。出殡前,从万国殡仪馆门前,胶州路、极司斐尔路、兆丰路,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出殡时,治丧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和作家巴金、萧军扶柩上了灵车。青年艺术家抬着司徒乔画的鲁迅先生的巨幅遗像,作为送葬队伍的前导。队伍跨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了行列,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
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内山完造等讲了话,胡愈之致哀词。在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绣着“民族魂”的白绸旗子,覆盖在灵柩上。人群在暮色中默哀,向这位倔强的骑手和战士告别,灵柩徐徐下降,安放在墓穴中。人群又唱起了吕骥、冼星海临时谱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佚名
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
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下午,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19日早晨5时25分,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10时,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殡仪馆的吊唁大厅、走廊,都挂满了挽联,直到大厅外的空地上,都拉起绳子挂满了雪白的挽幛。
20日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有工人、学生、小贩、报童、人力车夫、学者。(四天间,签名的个人有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21日下午3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22日下午开始出殡。出殡前,从万国殡仪馆门前,胶州路、极司斐尔路、兆丰路,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出殡时,治丧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和作家巴金、萧军扶柩上了灵车。青年艺术家抬着司徒乔画的鲁迅先生的巨幅遗像,作为送葬队伍的前导。队伍跨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了行列,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
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内山完造等讲了话,胡愈之致哀词。在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绣着“民族魂”的白绸旗子,覆盖在灵柩上。人群在暮色中默哀,向这位倔强的骑手和战士告别,灵柩徐徐下降,安放在墓穴中。人群又唱起了吕骥、冼星海临时谱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2-11-12
周海婴: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第4个回答 2009-11-21
我来回答吧:
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
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下午,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19日早晨5时25分,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10时,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殡仪馆的吊唁大厅、走廊,都挂满了挽联,直到大厅外的空地上,都拉起绳子挂满了雪白的挽幛。
20日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有工人、学生、小贩、报童、人力车夫、学者。(四天间,签名的个人有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21日下午3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22日下午开始出殡。出殡前,从万国殡仪馆门前,胶州路、极司斐尔路、兆丰路,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出殡时,治丧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和作家巴金、萧军扶柩上了灵车。青年艺术家抬着司徒乔画的鲁迅先生的巨幅遗像,作为送葬队伍的前导。队伍跨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了行列,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
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内山完造等讲了话,胡愈之致哀词。在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绣着“民族魂”的白绸旗子,覆盖在灵柩上。人群在暮色中默哀,向这位倔强的骑手和战士告别,灵柩徐徐下降,安放在墓穴中。人群又唱起了吕骥、冼星海临时谱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呼~~~累死我了,怎么样,还不错吧?a girl
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
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下午,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19日早晨5时25分,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10时,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殡仪馆的吊唁大厅、走廊,都挂满了挽联,直到大厅外的空地上,都拉起绳子挂满了雪白的挽幛。
20日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有工人、学生、小贩、报童、人力车夫、学者。(四天间,签名的个人有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21日下午3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22日下午开始出殡。出殡前,从万国殡仪馆门前,胶州路、极司斐尔路、兆丰路,早已站着长长的队伍。出殡时,治丧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和作家巴金、萧军扶柩上了灵车。青年艺术家抬着司徒乔画的鲁迅先生的巨幅遗像,作为送葬队伍的前导。队伍跨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了行列,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
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宋庆龄、邹韬奋、章乃器、田军、内山完造等讲了话,胡愈之致哀词。在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绣着“民族魂”的白绸旗子,覆盖在灵柩上。人群在暮色中默哀,向这位倔强的骑手和战士告别,灵柩徐徐下降,安放在墓穴中。人群又唱起了吕骥、冼星海临时谱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呼~~~累死我了,怎么样,还不错吧?a gi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