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国企产权改革先驱,诸城出了个“陈卖光”
1991年，陈光调任山东省诸城市市长时，不足35岁。第二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诸城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是“灾难性”的：150家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按常规，诸城每年需500万财政预备费，但一分也没留。半死不活的国企状况和入不敷出的财政处境，让时任市长陈光如坐针毡。“这个月发了工资，马上就得调度下个月的支出，这个钱谁给？企业给我们交。企业都生存不下去了，交什么？财政收支平不起来，干部职工发不下工资，你这市长怎么当的，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陈光坦言当时诸城改革皆因企业和财政困境所迫。
1992年4月，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诸城市长陈光启动了这项后被广泛传播为“卖光”的国企改革。从1992年开始，陈光提出改革，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一时间，诸城轰动了，山东轰动了，全国轰动了。陈光一夜成名，香港的一家媒体由此把“陈卖光”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这一改革引起了广泛争论，直至国务院调查组给出定论方止。此后，国企改制在国内全面展开。陈光的尝试，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征途。在一定意义上，陈光不失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陈卖光”的诸城市长陈光才松了口气。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卖光”成了诸城改革的转折点。这个没有港口码头、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自然条件不好的县级市，在陈光实施改制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显示，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
由于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国企改革，是国企职工的自愿选择，且市政府同时做好了社保等配套体制的改革，整个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用后来中央派来的调查组的话说是“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但是，当1997年陈光将诸城改革经验复制到他掌舵的菏泽市时，没想到麻烦和怨言却多了起来。事后看来，菏泽与诸城有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以农业为主的菏泽当时是山东最穷的一个地级市，穷到企业职工都拿不出钱来购买国企股份。因此产权改革不得不转为“招商”——为那些市属的小型国企寻找新“东家”，甚至是白送。
也在此后一年，经济学家郎咸平和国企买家顾雏军，就顾雏军在入主科龙的过程中有否导致巨额国资流失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随着顾的经济问题引起司法介入，郎顾之争又演化成企业界与经济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得失之争。
陈光，这位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改革不行，但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产权改革的成功，需要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