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自古有个传统,官场上称谓往往喜欢往大里叫,拿现在来说比如对于“副职”,下属们在称呼上往往都不会刻意的加上一个“副”字,像副局长一般场合下也叫局长。如此叫法理论上也不错,一来表示下属对上级的尊敬,二来也是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
官场称谓“泡沫”现象主要形成于唐代,只要虚衔高于实职或荣于实职,就以衔称代替职称,再加上那个时期虚衔泛滥,结果便导致了称谓“泡沫”的不断增长。
唐肃宗时,张巡在雍丘抗击叛军令狐潮。占地一县,兵员不过千人,其原职也仅是个县令,却因屡屡以少胜多,不断加授虚衔,部下也水涨船高,称大将的就有六人,“官皆开封特进”。对朝廷来讲,成本不过就是多发几纸告身而已。
晚唐五代,王纲败坏,九羊十牧,官场称谓虚涨,至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的民谣传说,是说连艄公、马夫都有了使君、仆射的荣衔。可以印证的事例很多:如李茂贞领凤翔节度使时,滥授官爵,军乐队演奏员也称为司空、太保。
虚衔毕竟也是朝廷授予的,虽然没有实权,但这样称呼也没多大毛病。比这更离谱的就是“过称”,俗话讲就是往大里叫。副职称正职,次官称长官,低品称高品,小吏互称押司,军将互称太尉。宋真宗时,为了杜绝这种现象,还特地发了一个《重定内外官称呼》的文件,由御史台等部门向各级衙署严行告谕,违者治罪。
官场上“过称”泛滥,社会上还有“僭称”,就是许多官称被广泛用到了民间,如医生叫大夫、郎中,剃头修脚叫待诏,茶馆跑堂叫博士,卜卦看相叫衙推,各行工匠叫司务,等等。据顾炎武考证,此类称呼皆起于宋时,也说明国人之崇官意识是由来已久的。
明建国后,朱元璋对民间“僭称”现象加以整饬。《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实际上,朱元璋的这一禁令收效甚微,官场上的称谓比两宋更加不堪。
最寻常的就是谀称泛滥,如李日华《官制备考》里记载,芝麻绿豆的七品小官,非得往大里喊,行人司司正叫大正使,中书科舍人叫大中翰,巡按御史叫大马台,甚至从九品的府学教授、州学正,亦尊称大外翰。
很快,“大”字贬值了,再往“太”上叫,吏部尚书叫太师,翰林庶吉士叫太史,知县叫太爷,知府叫太尊。诸多缀字,俱可滋生搭配。如县令又称县尊,乡司循此格式称邑尊,再往下,里长称里尊,让人听着头皮发麻。
到了清代,曾经一再被前人批评的“谄上黩下”完全实现。下级对上司称大人,庶民对官吏称老爷。有人考证,最初是明代巡按御史到地方上视察,三司称其为大人。清代沿袭明制,钦差出京就是大人。
雍正初,督抚也开始称大人,嘉、道以后,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咸丰以后,知府、同知多加道员职衔,亦称大人。“甚有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至此,地方官除了最基层的知县由老爷升为大老爷外,其余都是大人。
京师官场上,则以“老先生”为尊称,先是内阁大学士、六部堂官和翰詹以此对称,然后扩大到郎中、员外郎,即司局一级。再往后,无分贵贱尊卑,大家全是老先生。
地方官场上大人、小人随呼滥喊,也会引出不少笑话。嘉庆时,福州军工厂战船工竣,恭请闽浙总督汪志伊亲自来厂验收。汪总督性格严厉,军工厂的陈督办又不擅辞令,盐道麟祥怕他应对出错,特地找了个能说会道的部下达泰,让他协助陈督办接待总督。
汪总督登船检验,随身陪同的达泰一口一声“大人”,有问必答,娓娓解说。总督很高兴,盐道也十分满意。没想到在一个贮水池旁出了差错,先是总督说:“池甚深,小人跌下怕会淹死!”这里的小人指的是小孩。达泰接口答道:“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这里的大人指的是成年人,但在场之人却认为是总督大人。
达泰这话一说,当时在场之人无不匿笑,总督马上拂袖而去。事后,麟祥把达泰一顿痛骂:“好好一篇文章,被汝闹坏!”可以看出,封建官场上的称谓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不能说这种传统在今天还依然盛行,但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