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甲骨文主要是依靠说文和前代学者金文研究的成果。汉字数千年来一脉相承,而且汉字本是象形,故很多字可以通过形体推其造字之理。
建议你看一下汉子的构造由来。。了解六书
给你找了一段,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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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家主要是凭字形来辨别本义,这是因为汉字是属於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於对本义的了解。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有必要了解汉字形体的构造。
关於汉字形体的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以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由此看来,三家对於六书的解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清代以后,一般人於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只有形声有时也称谐声),於次序则采用班固的。这样,六书的名称和次序如下表:
(1)象形 (2)指事 (3)会意
(4)形声 (5)转注 (6)假借
许慎在《说文·叙》里解释六书时还各举了两个字为例。象形以日月为例,指事以上下为例,形声以江河为例,这都容易了解。会意以武信为例。武字本作,从止从戈,《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这虽然是春秋时代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明武字是会意;信字从人从言,表示人言以诚信为贵。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以令长为例。令本是"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长本是"久远"的长,后来借用为"县长"的长(zhǎng)(注:此据《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说文》:"令,发号也。"又:"长,久远也。"汉律:县万户为令,灭万户为长。)。这也比较容易了解。最不好懂的是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代的说文家对於转注的解释,争论最多,这里不需要一一列举。值得介绍的有三家:第一家是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如"凡木之属皆从木"),那就是"同意相受"。第二家是戴震,他认为转注就是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说文》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就是互训的例子。第三家是朱骏声,他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他不但修改了转注的定义,而且更换了转注的例字。按照朱骏声的说法,当古人从某一本义引申出另一意义时,不另造一字,那就是转注,他认为令长不是假借,而是引申,所以举为转注的例字。朱骏声的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迷信古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指出,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才造字的。文字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创造文字的并不是某一个人,不可能事先订好条例再着手造字。六书只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实际情况的,它是汉字创造和应用的逻辑结果,在上古时代,人们能作出这种分析,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於分析是客观的,所以在文字教学上能起良好的作用,历来研究文字形音义的人必先讲究六书,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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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家主要是凭字形来辨别本义,这是因为汉字是属於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於对本义的了解。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有必要了解汉字形体的构造。
关於汉字形体的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以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由此看来,三家对於六书的解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清代以后,一般人於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只有形声有时也称谐声),於次序则采用班固的。这样,六书的名称和次序如下表:
(1)象形 (2)指事 (3)会意
(4)形声 (5)转注 (6)假借
许慎在《说文·叙》里解释六书时还各举了两个字为例。象形以日月为例,指事以上下为例,形声以江河为例,这都容易了解。会意以武信为例。武字本作,从止从戈,《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文,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干戈,保卫和平,这虽然是春秋时代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明武字是会意;信字从人从言,表示人言以诚信为贵。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以令长为例。令本是"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长本是"久远"的长,后来借用为"县长"的长(zhǎng)(注:此据《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说文》:"令,发号也。"又:"长,久远也。"汉律:县万户为令,灭万户为长。)。这也比较容易了解。最不好懂的是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代的说文家对於转注的解释,争论最多,这里不需要一一列举。值得介绍的有三家:第一家是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如"凡木之属皆从木"),那就是"同意相受"。第二家是戴震,他认为转注就是互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说文》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就是互训的例子。第三家是朱骏声,他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他不但修改了转注的定义,而且更换了转注的例字。按照朱骏声的说法,当古人从某一本义引申出另一意义时,不另造一字,那就是转注,他认为令长不是假借,而是引申,所以举为转注的例字。朱骏声的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迷信古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指出,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才造字的。文字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创造文字的并不是某一个人,不可能事先订好条例再着手造字。六书只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实际情况的,它是汉字创造和应用的逻辑结果,在上古时代,人们能作出这种分析,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於分析是客观的,所以在文字教学上能起良好的作用,历来研究文字形音义的人必先讲究六书,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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