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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1)新中国成立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新中国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协定,经过审查,分别给予承认、废除、修改、重订,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精神。建国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坚持“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个时期,我国相继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发展同各国的国家关系,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还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个阶段开创了对外关系的良好局面。
(2)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由原来的“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即实行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政策。为了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这个时期我们既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又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斗争。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如与法国正式建交。“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3)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外交政策再次调整。由于苏联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以及美国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我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主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当时中国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威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一特点被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70年代以来,美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美台断交;美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蒋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并发表《建交公报》。但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损害了刚刚建立的中美两国关系。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由此,奠定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建交的高潮。当时中国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建交,并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1)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认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制止。我国外交的目标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其次,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再次,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即真正不结盟的方针,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我们的立场。最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一方面,也有不利的一方面,但总的来看,是有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我国已与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经贸往来。
第一,我国的周边关系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韩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成立东盟一中国联合合作委员会,建立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中亚三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取得进展。原来关系较好的国家关系又有新发展。我们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和平、友好,边界广泛开展经贸活动的新局面。
第二,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搞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三,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双方为此都采取了措施。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在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我国的根本利益。1996年4月,中俄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新世纪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同欧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1998年,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日本在有关侵华历史的认识、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举动,我国进行了严肃斗争,维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第四,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多边外交日益活跃。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涉及经济、安全、政治、人权、环境、社会发展等领域;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中国召开的地区和世界性会议越来越多;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多次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
当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1)新中国成立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新中国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协定,经过审查,分别给予承认、废除、修改、重订,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精神。建国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坚持“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个时期,我国相继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发展同各国的国家关系,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还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个阶段开创了对外关系的良好局面。
(2)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由原来的“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即实行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政策。为了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这个时期我们既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又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斗争。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如与法国正式建交。“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3)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外交政策再次调整。由于苏联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以及美国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我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主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当时中国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威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一特点被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70年代以来,美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美台断交;美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蒋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并发表《建交公报》。但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严重损害了刚刚建立的中美两国关系。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由此,奠定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建交的高潮。当时中国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建交,并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1)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认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制止。我国外交的目标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其次,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再次,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即真正不结盟的方针,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我们的立场。最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一方面,也有不利的一方面,但总的来看,是有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我国已与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经贸往来。
第一,我国的周边关系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韩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成立东盟一中国联合合作委员会,建立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中亚三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取得进展。原来关系较好的国家关系又有新发展。我们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和平、友好,边界广泛开展经贸活动的新局面。
第二,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搞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三,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双方为此都采取了措施。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在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我国的根本利益。1996年4月,中俄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新世纪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同欧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1998年,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日本在有关侵华历史的认识、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举动,我国进行了严肃斗争,维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第四,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多边外交日益活跃。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涉及经济、安全、政治、人权、环境、社会发展等领域;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中国召开的地区和世界性会议越来越多;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多次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
当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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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6-19
中医药的吧
第2个回答 2010-06-20
当前,国际形势及我安全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对此应高度重视,并应将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制定通盘对策。
一、吉尔吉斯发生政变教训深刻。3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急转直下,阿卡耶夫政丄府陡然垮台,反对派取得政权。吉尔吉斯果然如此前预言所说,成为了独联体国家中继格鲁吉亚、乌克兰之后第三个发生 “彩色革命”的国家。吉尔吉斯发生政变不是孤立现象,而是独联体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普遍形象。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所发生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前者(“彩色革命”)是后者的余波与延续。当年东欧国家的剧变比较彻底,彻底向西方靠拢,而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则变化不大,大部分国家仍保持着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故一旦其积弊过大,加之内外因共同起作用,时机一到,就会再次爆发所谓“革命”,以彻底摆脱前苏联体制。
吉尔吉斯政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阿卡耶夫政丄府的腐败无能与软弱无力,导致该国政治僵化、经济落后,民怨沸腾遂激起民变;外因则是美欧西方国家政丄府长期对该国进行渗透,尤其通过非政丄府组织渠道,如美国的自由之家等,以经济援助与推广民丄主自由为手段,对其和平演变,导致该国人心思变,最终颠覆原政权。总之,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国家的冷战思维依旧,认为其“革命不彻底”,将其视为“非我族类”,并欲将所谓“彩色革命”进行到底,对其逐一按西方模式加以改造。因此,独联体国家的“彩色革命”并未结束,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独联体中的其他中亚国家以及白俄罗斯均有可能爆发此类“革命”,难逃被西方彻底改造的命运。
吉尔吉斯政变对中国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在外交层面,我对有关国家的交往不仅要重视当局政丄府,与统治者打交道,还应更加关注该国的其他方面,包括所谓反对派与社会民间势力,事先多与之沟通,以免在局势骤变后使自己被动、利益受损;在内政层面,我应加强对西方非政丄府组织的监管防范,吸取吉尔吉斯对西方政治类非政丄府组织引狼入室、疏于防范的深刻教训,对其严加监管。
吉尔吉斯政变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地缘政治后果,俄罗斯在该国乃至中亚的影响力将有所减弱,美国的作用则会不断增大,中国由此所面临的战略与政治压力将日渐加大。
二、安南报告欲加速联合国改革。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世人期盼已久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并开始进行广泛推销,希望其报告受到重视、建议得到落实。安南的报告以所谓“大自由”冠名,其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目的是争取西方大国对其改革的支持。所谓“三大自由”,是安南效仿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安南主张发展、安全与人权三者密不可分、三位一体,并以“三大自由”作为这三大领域的追求目标。具体而言:其一,以侧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其二,以国际安全合作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三,以促进人权的国际保护来保障“尊严生活”的自由。所谓“一大改革”,即以扩大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机构改革,这既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由于安理会扩大涉及权力再分配与国际政治重新洗牌,事关重大,故安南此次并未明确提出具体与最终方案,而只是明确支持去年12月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报告”所提两套方案,并要求各国必须就此在今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之前取得共识,而坚决反对继续拖延。该两方案都将安理会成员从现在的15个增加为24个,其中A方案又称“6+3” 方案,即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具体分配是亚太与非洲各2个,欧洲与美洲各1个,并增设3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B方案又称“8+1”方案,即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新增8个任期4年并可连任的理事国席位,具体分配是上述四大区域各2个,以及增设一个任期2年(不可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另外,安南本人也明确表示,如增加新常任理事国,其将没有现任安理会“五常”的否决权。
总之,安南力图借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机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但其报告内容过于庞杂,许多建议也欠缺国际广泛与深入协商,加之受诸多因素掣肘,联合国改革将依然任重道远。
三、日本不择手段争当新常任理事国。由于安南秘书长在其新闻发布会上指日本很有可能当选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再加上美国国务卿赖斯、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日期间均明确表态支持日本成为“新常”,日本一时得意洋洋,并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意欲一举拿下“新常”席位。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策略是“远交近攻”,企图回避矛盾、拖延主要问题、“迂回制胜”。具体来讲,一方面,日本不惜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上得罪作为其近邻国家的中国、韩国与朝鲜,不与中韩两国就此协商、打交道,对拥有否决权的中国不予理睬、目中无人、置若罔闻,不与中国就此协商谈判;另一方面,则是联合德国、印度与巴西,组成所谓“四国集团”,力图联合叩开安理会“新常”大门。与此同时,还以经济援助开道,大力收买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其加以支持。日本企图在最后时刻就此问题与中国摊牌,欲使中国届时难以对其行使否决权。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先取得无否决权的新常任理事国席位,日后再徐图否决权,并最终成为“名正言顺”的大国。
四、台湾当局借反“反丄分裂法”继续搞台独。在中国大陆通过“反丄分裂法”并进一步取得对台斗争主动权后,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自觉“法理台独”已被完全堵死,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改变策略、玩弄手腕、继续台独路线。对内,台湾当局于3月26日发动所谓百万人大游丄行,煽动岛内民众情绪,操纵民意,并挟民意以自重;对外,台“行政院长”谢丄长廷投稿美国《华丄盛顿邮报》,宣称“有权自由”,借台湾“民丄主”搞分裂、闹丄独立,企图以所谓台湾民意争取美国舆论及政丄府的同情支持,并借此丑化大陆,给中国大陆扣上专制独裁帽子,以价值观分歧来分化离间中美关系。
总之,中国大陆虽取得台海两丄岸关系主导权,但仍面临来自岛内岛外的严峻挑战:岛内民众对我误解甚至敌视有所增加,于我争取民心不利;岛外美日对我极力防范,欧盟延缓对华军售解禁。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大陆仍将以反对与阻止所谓“法理台独”为主,首先应继续确保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与“法理统一”的台丄海 “现状”,继续巩固现有斗争成果,待时机成熟再逐步迈向两岸最终的真正与完全统一。
五、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其一,韩日关系因独岛主丄权争端与历史问题而急剧恶化,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与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差点失控,并使得一度好转的韩日关系发生逆转,韩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日本成为新常任理事国、日本军事扩张等问题上挺身而出,坚决说不,成为制约日本野心的一大主力;其二,中日关系继续停滞不前,日本继续对我强硬。日本在历史问题、安理会扩大、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台湾问题上与我作对,对我崛起与统一之势极为惶恐,并极力对此加以阻拦;其三,日本的 “恶邻”外交业已产生负面效果,日本战略态势已经处于被动;其四,美日军事政治同盟继续深化。美日相互利用、相互借重,日本欲做远东英吉利,充当美国霸权的帮凶,为虎作伥。美日并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声明,将台海作为其共同战略目标,联合防我之心暴露无疑;其五,朝核危机久拖不决。朝鲜如已经拥有核武器将对中国甚为不利:一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将可能增大,如把朝鲜拥有核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甚至怀疑中国无意或无力阻止朝鲜实现核武装;二是朝鲜将以此提出六方会谈复谈的更高条件,使得美朝之间政策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夹在美朝之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三是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核扩散连锁效应,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六、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被迫推迟。最近刚结束的欧盟首脑会议未能提及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原因是:其一,欧盟内部对此分歧严重,难以达成一致。特别是英国在延缓甚至阻挡解禁中扮演不光彩的特殊角色,其充当美国代理人,以人权价值观与中国通过“反丄分裂法”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抹黑,而欧盟成员的复杂众多与决策机制也决定了解禁难以在短时期实现;其二,美国极力从中作梗,日本与台独势力也加以阻拦。对此,我们一方面应继续积极争取欧盟早日解禁,并与其巧妙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要对解禁时间乃至解禁本身抱过高期望,因为解禁的实质意义有限,其以政治象征意义为主,欧盟要真正对中国出口先进武器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可能。最后,我们反独促统与国防现代化固然需要先进武器,但这些任务的完成在根本上来讲不是靠进口武器,而是靠中国自身科技进步与军工强大。我们应以甲午战争中的清政丄府及其北洋水师为戒,决不应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进口武器上。
七、国际非政丄府组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非政丄府组织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与作用正越来越大,联合国与非政丄府组织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国际非政丄府组织对国际关系与地区稳定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对此,我们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方面正视非政丄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及其大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非政丄府组织的工具性与两面性,它可以并已经成为西方大国对外扩张的利器,因为通过非政丄府组织进行对外干涉扩张要比赤裸裸的武装入侵隐蔽得多,也比较容易被被干涉国家的民众接受。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非政丄府组织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真吸取上世纪苏东剧变与近年独联体有关国家“彩色革命”的教训,一方面对国外非政丄府组织严加监管,另一方面顺应潮流,加大投入,大力培植本土非政丄府组织的成长,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后,对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如孤立的看,似乎问题不大;如联系起来看则不然,即国际形势正在进一步复杂化。应看到我安全环境既有积极好转的一面,也有消极恶化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与崛起仍面临长期而艰巨任务,仍需长期保持头脑清醒并作出长期艰苦努力。
一、吉尔吉斯发生政变教训深刻。3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急转直下,阿卡耶夫政丄府陡然垮台,反对派取得政权。吉尔吉斯果然如此前预言所说,成为了独联体国家中继格鲁吉亚、乌克兰之后第三个发生 “彩色革命”的国家。吉尔吉斯发生政变不是孤立现象,而是独联体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普遍形象。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所发生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前者(“彩色革命”)是后者的余波与延续。当年东欧国家的剧变比较彻底,彻底向西方靠拢,而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则变化不大,大部分国家仍保持着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故一旦其积弊过大,加之内外因共同起作用,时机一到,就会再次爆发所谓“革命”,以彻底摆脱前苏联体制。
吉尔吉斯政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阿卡耶夫政丄府的腐败无能与软弱无力,导致该国政治僵化、经济落后,民怨沸腾遂激起民变;外因则是美欧西方国家政丄府长期对该国进行渗透,尤其通过非政丄府组织渠道,如美国的自由之家等,以经济援助与推广民丄主自由为手段,对其和平演变,导致该国人心思变,最终颠覆原政权。总之,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国家的冷战思维依旧,认为其“革命不彻底”,将其视为“非我族类”,并欲将所谓“彩色革命”进行到底,对其逐一按西方模式加以改造。因此,独联体国家的“彩色革命”并未结束,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独联体中的其他中亚国家以及白俄罗斯均有可能爆发此类“革命”,难逃被西方彻底改造的命运。
吉尔吉斯政变对中国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在外交层面,我对有关国家的交往不仅要重视当局政丄府,与统治者打交道,还应更加关注该国的其他方面,包括所谓反对派与社会民间势力,事先多与之沟通,以免在局势骤变后使自己被动、利益受损;在内政层面,我应加强对西方非政丄府组织的监管防范,吸取吉尔吉斯对西方政治类非政丄府组织引狼入室、疏于防范的深刻教训,对其严加监管。
吉尔吉斯政变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地缘政治后果,俄罗斯在该国乃至中亚的影响力将有所减弱,美国的作用则会不断增大,中国由此所面临的战略与政治压力将日渐加大。
二、安南报告欲加速联合国改革。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世人期盼已久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并开始进行广泛推销,希望其报告受到重视、建议得到落实。安南的报告以所谓“大自由”冠名,其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目的是争取西方大国对其改革的支持。所谓“三大自由”,是安南效仿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安南主张发展、安全与人权三者密不可分、三位一体,并以“三大自由”作为这三大领域的追求目标。具体而言:其一,以侧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其二,以国际安全合作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三,以促进人权的国际保护来保障“尊严生活”的自由。所谓“一大改革”,即以扩大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机构改革,这既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由于安理会扩大涉及权力再分配与国际政治重新洗牌,事关重大,故安南此次并未明确提出具体与最终方案,而只是明确支持去年12月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报告”所提两套方案,并要求各国必须就此在今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之前取得共识,而坚决反对继续拖延。该两方案都将安理会成员从现在的15个增加为24个,其中A方案又称“6+3” 方案,即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具体分配是亚太与非洲各2个,欧洲与美洲各1个,并增设3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B方案又称“8+1”方案,即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新增8个任期4年并可连任的理事国席位,具体分配是上述四大区域各2个,以及增设一个任期2年(不可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另外,安南本人也明确表示,如增加新常任理事国,其将没有现任安理会“五常”的否决权。
总之,安南力图借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机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但其报告内容过于庞杂,许多建议也欠缺国际广泛与深入协商,加之受诸多因素掣肘,联合国改革将依然任重道远。
三、日本不择手段争当新常任理事国。由于安南秘书长在其新闻发布会上指日本很有可能当选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再加上美国国务卿赖斯、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日期间均明确表态支持日本成为“新常”,日本一时得意洋洋,并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意欲一举拿下“新常”席位。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策略是“远交近攻”,企图回避矛盾、拖延主要问题、“迂回制胜”。具体来讲,一方面,日本不惜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上得罪作为其近邻国家的中国、韩国与朝鲜,不与中韩两国就此协商、打交道,对拥有否决权的中国不予理睬、目中无人、置若罔闻,不与中国就此协商谈判;另一方面,则是联合德国、印度与巴西,组成所谓“四国集团”,力图联合叩开安理会“新常”大门。与此同时,还以经济援助开道,大力收买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其加以支持。日本企图在最后时刻就此问题与中国摊牌,欲使中国届时难以对其行使否决权。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先取得无否决权的新常任理事国席位,日后再徐图否决权,并最终成为“名正言顺”的大国。
四、台湾当局借反“反丄分裂法”继续搞台独。在中国大陆通过“反丄分裂法”并进一步取得对台斗争主动权后,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自觉“法理台独”已被完全堵死,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改变策略、玩弄手腕、继续台独路线。对内,台湾当局于3月26日发动所谓百万人大游丄行,煽动岛内民众情绪,操纵民意,并挟民意以自重;对外,台“行政院长”谢丄长廷投稿美国《华丄盛顿邮报》,宣称“有权自由”,借台湾“民丄主”搞分裂、闹丄独立,企图以所谓台湾民意争取美国舆论及政丄府的同情支持,并借此丑化大陆,给中国大陆扣上专制独裁帽子,以价值观分歧来分化离间中美关系。
总之,中国大陆虽取得台海两丄岸关系主导权,但仍面临来自岛内岛外的严峻挑战:岛内民众对我误解甚至敌视有所增加,于我争取民心不利;岛外美日对我极力防范,欧盟延缓对华军售解禁。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大陆仍将以反对与阻止所谓“法理台独”为主,首先应继续确保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与“法理统一”的台丄海 “现状”,继续巩固现有斗争成果,待时机成熟再逐步迈向两岸最终的真正与完全统一。
五、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其一,韩日关系因独岛主丄权争端与历史问题而急剧恶化,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与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差点失控,并使得一度好转的韩日关系发生逆转,韩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日本成为新常任理事国、日本军事扩张等问题上挺身而出,坚决说不,成为制约日本野心的一大主力;其二,中日关系继续停滞不前,日本继续对我强硬。日本在历史问题、安理会扩大、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台湾问题上与我作对,对我崛起与统一之势极为惶恐,并极力对此加以阻拦;其三,日本的 “恶邻”外交业已产生负面效果,日本战略态势已经处于被动;其四,美日军事政治同盟继续深化。美日相互利用、相互借重,日本欲做远东英吉利,充当美国霸权的帮凶,为虎作伥。美日并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声明,将台海作为其共同战略目标,联合防我之心暴露无疑;其五,朝核危机久拖不决。朝鲜如已经拥有核武器将对中国甚为不利:一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将可能增大,如把朝鲜拥有核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甚至怀疑中国无意或无力阻止朝鲜实现核武装;二是朝鲜将以此提出六方会谈复谈的更高条件,使得美朝之间政策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夹在美朝之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三是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核扩散连锁效应,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六、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被迫推迟。最近刚结束的欧盟首脑会议未能提及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原因是:其一,欧盟内部对此分歧严重,难以达成一致。特别是英国在延缓甚至阻挡解禁中扮演不光彩的特殊角色,其充当美国代理人,以人权价值观与中国通过“反丄分裂法”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抹黑,而欧盟成员的复杂众多与决策机制也决定了解禁难以在短时期实现;其二,美国极力从中作梗,日本与台独势力也加以阻拦。对此,我们一方面应继续积极争取欧盟早日解禁,并与其巧妙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要对解禁时间乃至解禁本身抱过高期望,因为解禁的实质意义有限,其以政治象征意义为主,欧盟要真正对中国出口先进武器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可能。最后,我们反独促统与国防现代化固然需要先进武器,但这些任务的完成在根本上来讲不是靠进口武器,而是靠中国自身科技进步与军工强大。我们应以甲午战争中的清政丄府及其北洋水师为戒,决不应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进口武器上。
七、国际非政丄府组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非政丄府组织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与作用正越来越大,联合国与非政丄府组织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国际非政丄府组织对国际关系与地区稳定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对此,我们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方面正视非政丄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及其大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非政丄府组织的工具性与两面性,它可以并已经成为西方大国对外扩张的利器,因为通过非政丄府组织进行对外干涉扩张要比赤裸裸的武装入侵隐蔽得多,也比较容易被被干涉国家的民众接受。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非政丄府组织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真吸取上世纪苏东剧变与近年独联体有关国家“彩色革命”的教训,一方面对国外非政丄府组织严加监管,另一方面顺应潮流,加大投入,大力培植本土非政丄府组织的成长,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后,对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如孤立的看,似乎问题不大;如联系起来看则不然,即国际形势正在进一步复杂化。应看到我安全环境既有积极好转的一面,也有消极恶化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与崛起仍面临长期而艰巨任务,仍需长期保持头脑清醒并作出长期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