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联系：
1、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相同，都是在西欧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年代；
2、它们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把矛头对准了天主教会；
3、两者都向古代寻求和吸取养料，人文主义者借助的是古典文化，马丁·路德从《罗马书》中采用“因信称义”信条并将之引申为“唯信称义”；
4、两个运动在与统治者的关系上也是相似的，人文主义者需要教皇、国王、贵族和富商的庇护；宗教改革与统治者关系更是紧密，马丁·路德就是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英国的宗教改革更是在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展开的。
以上这些相同点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顺向关系，它们在同一时代的社会矛盾推动下，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地发展起来。
区别：
1、核心内容不同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宣扬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肯定人，注重人性，强调个性，反对神和神权，要求把人、人性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在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则要求改革教会，主张信仰“得救”和简化宗教仪式，以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教，但最终还是承认“神”的存在（指精神、意识领域内的）。
2、形式上不同
文艺复兴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形式下，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努力发掘和利用古典文化中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语言到艺术形式都表现了某种“复古”的倾向，而其实质，却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
而宗教改革则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一场反封建的社会运动。一方面，由于“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处于手工工场阶段，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所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需要采取宗教异端的形式。
3、实质和影响不同
文艺复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美学理论、哲学体系、科学的学科体系等，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获得了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而宗教改革则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解除了精神枷锁。可见，宗教改革不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更是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外衣掩盖下反对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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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12-10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共同之处有哪些？
答：相同点：①兴起的背景相同，都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而出现；②都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反封建教会；③兴起后都迅速扩及整个西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近代文化的繁荣。
不同点：①从背景上看，宗教改革还与西欧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关，并且各种社会力量都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教会，这是文艺复兴所不具备的。②兴起和开展的范围不同。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开始，主要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开展和进行；宗教改革首先从德国开始，它是一场社会各阶层都参加的社会运动。③产生的历史作用。宗教改革在思想和社会领域里都扫荡了封建势力，其产生的新教思想还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文艺复兴则把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再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
从背景上看，宗教改革与西欧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哪些？(11/20/2004 19:22:31)
再答：同学，提供如下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供你参考，希望对于你理解此问题有帮助：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 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年）于1482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 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年有2000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答：相同点：①兴起的背景相同，都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而出现；②都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反封建教会；③兴起后都迅速扩及整个西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近代文化的繁荣。
不同点：①从背景上看，宗教改革还与西欧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关，并且各种社会力量都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教会，这是文艺复兴所不具备的。②兴起和开展的范围不同。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开始，主要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开展和进行；宗教改革首先从德国开始，它是一场社会各阶层都参加的社会运动。③产生的历史作用。宗教改革在思想和社会领域里都扫荡了封建势力，其产生的新教思想还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文艺复兴则把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再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
从背景上看，宗教改革与西欧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哪些？(11/20/2004 19:22:31)
再答：同学，提供如下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供你参考，希望对于你理解此问题有帮助：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 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年）于1482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 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年有2000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7-04-03
先明确一下事实
时间:文艺复兴在前，宗教改革在后
地点:文艺复兴起源意大利盛行于西南欧(商业资本主义发达)，宗教改革起源于德意志盛行于东北欧及英国。
共同面对的问题:天主教廷的专制、虚伪、堕落和腐败。
但是面对这一问题，两个运动解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通过肯定人的价值旨在光明正大地堕落，认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而这种主张本身虽然与基督教义违背却不与教会违背，反而到为神职人员的堕落提供某种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可以出现在教堂穹顶上。此外，“善功称义”也可以说为富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做更多慈善，买更多赎罪券，或者捐献更多善款。所以说文艺复兴是商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对外在物质追求的合理化运动，而天主教会也乐见其成。
但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方向完全相反。它的目的是纯洁信仰。通过因信称义(能否得救取决于上帝，人只能信仰)否定天主教善功称义(赎罪券)来重新树立上帝的权威(不得不提一下那时候的东北欧屌丝不但在经济文化上受西南欧鄙视，就连在道德上也因为善功称义被优越)。具体的行动上，新教徒更加虔诚，勤劳，节俭和团结。他们鄙视享乐主义却又热衷创业和财富。这对后来德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崛起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而这种向内求索的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哲学家。(真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天主教国家近代以来思想家没几个)
从辐射面上来看，文艺复兴流行于商业资本家，小手工作坊主。而宗教改革盛行于起步较晚的工业资产阶级。前者是二道贩子，后者是实业兴邦啊。
时间:文艺复兴在前，宗教改革在后
地点:文艺复兴起源意大利盛行于西南欧(商业资本主义发达)，宗教改革起源于德意志盛行于东北欧及英国。
共同面对的问题:天主教廷的专制、虚伪、堕落和腐败。
但是面对这一问题，两个运动解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通过肯定人的价值旨在光明正大地堕落，认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而这种主张本身虽然与基督教义违背却不与教会违背，反而到为神职人员的堕落提供某种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可以出现在教堂穹顶上。此外，“善功称义”也可以说为富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做更多慈善，买更多赎罪券，或者捐献更多善款。所以说文艺复兴是商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对外在物质追求的合理化运动，而天主教会也乐见其成。
但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方向完全相反。它的目的是纯洁信仰。通过因信称义(能否得救取决于上帝，人只能信仰)否定天主教善功称义(赎罪券)来重新树立上帝的权威(不得不提一下那时候的东北欧屌丝不但在经济文化上受西南欧鄙视，就连在道德上也因为善功称义被优越)。具体的行动上，新教徒更加虔诚，勤劳，节俭和团结。他们鄙视享乐主义却又热衷创业和财富。这对后来德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崛起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而这种向内求索的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哲学家。(真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天主教国家近代以来思想家没几个)
从辐射面上来看，文艺复兴流行于商业资本家，小手工作坊主。而宗教改革盛行于起步较晚的工业资产阶级。前者是二道贩子，后者是实业兴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