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你是民大的学生吧……
首先，使广西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秦汉以来，即有内地移民陆续进人广西，但元代以前数量有限，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分布于城镇及交通方便地区;从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中央政权统治的深人，内迁人口源源不断，进人广西的外地移民人数众多，涉及地域广阔，除城镇及交通要道外，不少偏僻地区也有进人，使壮、汉杂居局面不断扩大。在地理分布上，水陆交通方便而又近邻人口密度较高省份湖南、广东、江西的桂东和桂东南，成为接纳移民最多而汉族人口最集中之地，这些地区汉族大量迁人及部分壮族融合到汉族之中，使得“民”多“蛮”少，汉族人口超过了当地原住民族;桂西土司地区，尽管明清时移民增加，但壮族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一直成为主体民族;介于桂东、桂西二者间的桂中地区，中心城镇及其附近平坝为汉族移民集中之地，多数地方仍为壮族所聚居。直至清末，总体上广西全省虽仍是少数民族占多数，但当时的一些记载，仍反映了汉族人口不断增多的事实。如:明初广西建省，“摇憧多于汉人十倍”;明中期嘉靖时，广西一省，“狼人(指壮族)居其半，其三谣人，其二居民”;明末，广西“腹地数郡”即桂东地区，“民四蛮六”;清中期嘉庆间，广西流官地区各府县已是“民七蛮三”。“民”、“蛮”比例的变化，与相当部分的“蛮”转化为“民”有关，同时也是外地人口大量迁人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及东部大批难民迁往广西、云南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迁入不少汉人，如20世纪50年代的“支边”等。而不同时期中迁人的蒙古族、回族、满族等，虽然人数不多，却增添了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进一步丰富了广西民族关系的内容。
其次，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及民族融合。
外地移民多来自发达地区，他们的迁入不仅为广西各地补充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在手工业、农业等方面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新的作物品种，对促进当地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宋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随移民进入广西，促进了广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明清时广西耕地面积扩大，不少偏僻地区改进水利及灌溉设施，习用牛耕及各类铁制农具，流行施肥育秧，栽种玉米、红薯、马铃薯、烟叶、花生等，都与内地移民丰富的生产经验交流分不开。另外移民中大量的官吏、文人、军士、工匠、商人及其后代基本素质较高，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优势，大力推行汉化教育，促使了当地风气的改变。如明嘉靖时，广西提学黄佐督促省内各地学校，“择摇憧子弟教之，风化大行’;清康熙间，阳朔县人朱若爽“所居与憧近，每于朔望召集，教以孝弟忠信，憧人由是感化者多”。当地民族在汉文化薰陶下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清乾隆时的贺县憧人，即“敦书悦礼所在皆有，身列胶库者后先相望，由明经孝廉人仕籍者且相接踵;其余耕凿相安，皆知教子弟读书识字”。在不少壮、汉杂处地区，双方交往密切，互通婚姻，汉族的一些习俗渐被当地民族模仿和吸收。史载乾隆时桂平一带，“狼谣多散处村落，其起居、服饰与齐民齿’;清末民初，荔浦县憧人“与外族通婚蜡，起居服食进化，无异齐民”。广西一些地方的汉族群体，大部分是以外来汉族移民为主，同时吸收一部分当地民族人口所形成，因而另一方面，壮族的某些习俗也对汉族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近代，广西有的汉族中仍存在若干明显为壮族习俗的特点，如喜食槟榔、好歌、多妻、人死捡骨葬、饮食喜腌炒、男逸女劳、多禁忌、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等。这种现象既是大量壮族融合于汉族后对某些原有习俗的保留，也是汉壮两族在文化习俗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共同伶恳的结果。
第三，促进了广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外地移民中不少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迁入不仅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也促进了广西当地教育的发展和人民的开化，并进一步发展壮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融合。如柳宗元在柳州的改革措施：释放奴婢；破除迷信陋俗；修整城墙街道，倡导植树造林；兴办学堂，提倡教育，发展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被誉为“文化城”。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团体开展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规模大，影响广。再次，报纸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书店出版社79家，印刷厂109家。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深受社会广泛欢迎。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名，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使得当时的桂林成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的西南大后方的阵地。这种文化繁荣的景象不仅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推动了广西文化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支边”时期，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的工厂迁到了广西，推动了广西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广西人的成分，丰富了广西历史文化的内容。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出广西的发展历史。
第四，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 不少移民属于“政府移民”，总体上以军事戍守为主，这不仅有效地防止外国的入侵，也稳定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如明代广西共设有10卫、22千户所，其卫所设立的过程，也就是外地军事移民进人广西的过程。洪武元年，杨璨、朱亮祖等分头率兵从湖广、广东进攻广西，不久广西平定，陆续于其地设置卫所，所率军队即大部成为当地卫所驻军。此后，仍不断从内地调军人桂。洪武二十八年，龙州、奉议、南丹、向武等地“叛蛮梗化”，朝命都督杨文为总兵官，都指挥韩观为左将军，都督金事宋晨为右将军，分别率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军6万余人及京卫马步军3万余人至广西，配合广西都司卫所军队征讨。事平之后，置南丹、奉议、庆远3卫及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守”。这批从省外人桂的军队，除韩观所部因当时“岭南盛署，官军多病瘴”而奉命班师外，其余相当部分成为了留驻新设卫所的镇守官兵，或被充实到原已设立各卫所之中。成为广西卫所军士的重要补充来源，也为广西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兵力，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广西的社会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总之，唐宋元明清，尤其是抗日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时期，外地移民进人广西，与当地人民交往密切，使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加强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期数百年间，广西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距不断缩小，此为重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大量移民进人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中的许多封建性糟粕，具有对当地产生消极作用和破坏性的一面，一些外来者占夺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兼并土地，霸占水利、矿产资源，剥削和奴役人民，使一些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等，而这是广西民族关系发展史中的支流，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实难以避免。
首先，使广西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秦汉以来，即有内地移民陆续进人广西，但元代以前数量有限，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分布于城镇及交通方便地区;从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中央政权统治的深人，内迁人口源源不断，进人广西的外地移民人数众多，涉及地域广阔，除城镇及交通要道外，不少偏僻地区也有进人，使壮、汉杂居局面不断扩大。在地理分布上，水陆交通方便而又近邻人口密度较高省份湖南、广东、江西的桂东和桂东南，成为接纳移民最多而汉族人口最集中之地，这些地区汉族大量迁人及部分壮族融合到汉族之中，使得“民”多“蛮”少，汉族人口超过了当地原住民族;桂西土司地区，尽管明清时移民增加，但壮族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一直成为主体民族;介于桂东、桂西二者间的桂中地区，中心城镇及其附近平坝为汉族移民集中之地，多数地方仍为壮族所聚居。直至清末，总体上广西全省虽仍是少数民族占多数，但当时的一些记载，仍反映了汉族人口不断增多的事实。如:明初广西建省，“摇憧多于汉人十倍”;明中期嘉靖时，广西一省，“狼人(指壮族)居其半，其三谣人，其二居民”;明末，广西“腹地数郡”即桂东地区，“民四蛮六”;清中期嘉庆间，广西流官地区各府县已是“民七蛮三”。“民”、“蛮”比例的变化，与相当部分的“蛮”转化为“民”有关，同时也是外地人口大量迁人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及东部大批难民迁往广西、云南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迁入不少汉人，如20世纪50年代的“支边”等。而不同时期中迁人的蒙古族、回族、满族等，虽然人数不多，却增添了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进一步丰富了广西民族关系的内容。
其次，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及民族融合。
外地移民多来自发达地区，他们的迁入不仅为广西各地补充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在手工业、农业等方面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新的作物品种，对促进当地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宋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随移民进入广西，促进了广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明清时广西耕地面积扩大，不少偏僻地区改进水利及灌溉设施，习用牛耕及各类铁制农具，流行施肥育秧，栽种玉米、红薯、马铃薯、烟叶、花生等，都与内地移民丰富的生产经验交流分不开。另外移民中大量的官吏、文人、军士、工匠、商人及其后代基本素质较高，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优势，大力推行汉化教育，促使了当地风气的改变。如明嘉靖时，广西提学黄佐督促省内各地学校，“择摇憧子弟教之，风化大行’;清康熙间，阳朔县人朱若爽“所居与憧近，每于朔望召集，教以孝弟忠信，憧人由是感化者多”。当地民族在汉文化薰陶下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清乾隆时的贺县憧人，即“敦书悦礼所在皆有，身列胶库者后先相望，由明经孝廉人仕籍者且相接踵;其余耕凿相安，皆知教子弟读书识字”。在不少壮、汉杂处地区，双方交往密切，互通婚姻，汉族的一些习俗渐被当地民族模仿和吸收。史载乾隆时桂平一带，“狼谣多散处村落，其起居、服饰与齐民齿’;清末民初，荔浦县憧人“与外族通婚蜡，起居服食进化，无异齐民”。广西一些地方的汉族群体，大部分是以外来汉族移民为主，同时吸收一部分当地民族人口所形成，因而另一方面，壮族的某些习俗也对汉族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近代，广西有的汉族中仍存在若干明显为壮族习俗的特点，如喜食槟榔、好歌、多妻、人死捡骨葬、饮食喜腌炒、男逸女劳、多禁忌、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等。这种现象既是大量壮族融合于汉族后对某些原有习俗的保留，也是汉壮两族在文化习俗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共同伶恳的结果。
第三，促进了广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外地移民中不少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迁入不仅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也促进了广西当地教育的发展和人民的开化，并进一步发展壮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融合。如柳宗元在柳州的改革措施：释放奴婢；破除迷信陋俗；修整城墙街道，倡导植树造林；兴办学堂，提倡教育，发展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被誉为“文化城”。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团体开展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规模大，影响广。再次，报纸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书店出版社79家，印刷厂109家。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深受社会广泛欢迎。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名，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使得当时的桂林成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的西南大后方的阵地。这种文化繁荣的景象不仅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推动了广西文化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支边”时期，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的工厂迁到了广西，推动了广西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广西人的成分，丰富了广西历史文化的内容。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出广西的发展历史。
第四，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 不少移民属于“政府移民”，总体上以军事戍守为主，这不仅有效地防止外国的入侵，也稳定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如明代广西共设有10卫、22千户所，其卫所设立的过程，也就是外地军事移民进人广西的过程。洪武元年，杨璨、朱亮祖等分头率兵从湖广、广东进攻广西，不久广西平定，陆续于其地设置卫所，所率军队即大部成为当地卫所驻军。此后，仍不断从内地调军人桂。洪武二十八年，龙州、奉议、南丹、向武等地“叛蛮梗化”，朝命都督杨文为总兵官，都指挥韩观为左将军，都督金事宋晨为右将军，分别率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军6万余人及京卫马步军3万余人至广西，配合广西都司卫所军队征讨。事平之后，置南丹、奉议、庆远3卫及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守”。这批从省外人桂的军队，除韩观所部因当时“岭南盛署，官军多病瘴”而奉命班师外，其余相当部分成为了留驻新设卫所的镇守官兵，或被充实到原已设立各卫所之中。成为广西卫所军士的重要补充来源，也为广西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兵力，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广西的社会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总之，唐宋元明清，尤其是抗日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时期，外地移民进人广西，与当地人民交往密切，使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加强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期数百年间，广西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距不断缩小，此为重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大量移民进人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中的许多封建性糟粕，具有对当地产生消极作用和破坏性的一面，一些外来者占夺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兼并土地，霸占水利、矿产资源，剥削和奴役人民，使一些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等，而这是广西民族关系发展史中的支流，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实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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