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据说在他出生时，父亲牛文博曾梦见宋代理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来到家中，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文博也读过几年书，因为家里穷，辍学做了生意，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极重视。
牛兆濂小时候就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贺先生提及此事。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当时父亲已死），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先生一生即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投身程朱理学研究，且精通周易，善逻辑推理，预见性强，因此被称为“圣人”。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可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清光绪八年（1882）参加县考，名列榜首。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第二年，充任志学斋斋长。因其爱好广泛，曾遍读兵、农、钱、谷、水利、算术之书。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光绪十四年（1888）听柏景伟讲学于关中书院，并受教于李菊圃、黄小鲁等人。次年应乡试，中第28名举人。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按惯例应予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以幸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但他不意功名，力辞不就。
光绪十六年（1890）任白水书院山长，开始治程朱之学，为此曾于十九年（1893）赴三原拜贺复斋为师。
光绪二十四年（1898）管理蓝田县厘衙局，后又主持县赈恤局。他廉正清明，亲自制定局规，率先执行，并严格要求下属。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得江南义赈会捐赠，保全了众多百姓生命。后因厌恶官场应酬辞职，讲学于芸阁学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但他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聘牛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他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之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才勉强随去。但三个月后，因学派门户之见，决然辞归，仍治程朱理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牛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又被选为常驻议员。
时值关中鸦片烟害又起，他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前后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不久，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常驻议员职务，再讲学于鲁斋书院。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新政府屡次相召，争取他参加革命，共商大事。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认为自己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体欠佳而谢绝。
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率兵攻陕，企图复辟皇朝。牛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罢兵。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作顾问，但牛力辞不受。
1926年军阀混战，蓝川先生诗云：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
1930年，日寇野心初现。先生对当局政府一味投降对内自相屠杀，极为愤慨。写下《我明告你》一诗，申明大敌当前，团结则并存号召团结相处，停止内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挥笔写下了《阋墙谣》一诗。号召大家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提倡抵制日货，并为之减食三月。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病情日渐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