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功与过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杀戮功臣者着眼（文字狱、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屠戮的信号。后来的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时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杀颖国公傅友德，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是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朱元璋知悉后，赐死王弼。至此，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尽，开国六公爵除了邓愈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这时朱元璋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朱元璋晚年嗜杀，大臣们祇要观察皇帝当日临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

总括而言，朱元璋诛杀功臣是铁的事实，这也造成靖难之役时，能勤王卫主的老臣已经不多见，仅存的功臣只剩下曹国公李景隆、长兴侯汤和、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等人。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还乡，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但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被赐自缢。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除大诛功臣外，朱元璋也杀文人，吴晗《朱元璋传》中开列了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明太祖虽标榜复古，但他大多数制度是从蒙古学的，廷杖与责打臣下是从蒙古学的,法制是从蒙古学的，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另外，他与蒙古人一样，为了动员全社会，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每个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后才是大臣。不许随便转换工作，这是从成吉思汗的十户制学的，从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对的，明朝则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绝对专制的。

不过他还是有功的。朱元璋为明朝制订了包括《大明律》在内的一系列严格的典章制度来约束众臣。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处死了大批不法贪官，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明史·循吏传》中记载的明代廉洁官员，仅洪武一朝就有超过三分之一。

朱元璋虽然对官员要求严厉，但非常注意减轻民间普通百姓的负担，在主政期间，基本上实现了轻徭薄赋，同时多次救济灾民。社会生产力在其统治期间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人口稳定成长。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在明南京皇宫内，没有设立御花园，只有御菜园，其中种满蔬菜，供给皇宫。

朱元璋曾多次筹划北伐蒙古以保障北方边塞的安宁，大胜。并曾成功在甘肃击败王保保、在东北逼降纳哈出、在蒙古高原几乎活捉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同时朱元璋进军辽东，使朝鲜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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